好友刘业进在他自己的博客中谈到这个问题，我也想谈点自己的看法。

“自由”问题，其实是规则问题，自由的限度问题，也是规则问题。为什么要有规则，因为人的行为都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否则，如业进所说，人与人之间不能实现兼容，类似“公地的悲剧”就要发生。但是，这里有两个与规则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规则的来源；二是规则的实施。

规则的来源，是比规则本身更重要的问题。人们常说要尊重法律，但更重要的是尊重法律的来源，而不是法律本身。规则必须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自发秩序的产物，这才是规则的来源，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规则，而是缺少规则得以形成的程序，也即规则的来源受阻了。因此，反对“阻碍规则形成的规则”，是更为迫切的，在点上，我理解铅笔设说“政府是癌细胞”，因为政府，代表强权，在阻碍规则的形成。当然，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强制，有些已经达成共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如交通法规，当然是需要强制执行的，这个强制可以由共同体实施，而不一定非得是政府。

规则的实施，固然强制是必须的，但更为关键的是要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这个规则是重要的，从而“自觉”地遵守规则。怎么才能形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自己明白自由的限度，比让政府执行自由的限度，要重要得多。比如，不在公共场合抽烟，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在监管，执行政府不许抽烟的规定，抽烟将被罚款；二是人们认识到抽烟将危害自己及他人的健康。这两种情况，虽然结果相同，但是意义大不相同，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要促成这后一种依靠自觉来遵守规则的状况，如公共交通，自觉非常重要，假如让警察来执行交通规则的话，那要花很多纳税人的钱去养这帮人，而且他们拿了纳税人的钱也未必会认真执行交规，其实他们也需要“自觉”。那么怎么才能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规则呢？这又和上面的问题相关，就是说，假如规则受人们尊重，是自己参与下建立的，那么会比较自觉，假如是强加的，那么总不那么自觉。当然，与“强制”相对的“劝说”和“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自由社会，并不需要政府制定太多的规则，去规定人们怎么做，限制人们怎么做，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自己知道”与别人交往过程中，他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我们看到，在自由社会往往是尊重别人的社会，是人受到尊重的社会，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自由社会，即便有允许人们持有枪支，拥有核武器，也不成为对他人生命的威胁，相反，在不自由的社会，再多的警察，人们的安全也受威胁。

还有一个问题，“规则”和“一致同意”之间出现冲突怎么办呢？比如有些人一致同意要换妻。我的看法是，在劝说和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不应该强行禁止，当然，前提是没有危害他人。“强行禁止”是比“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不道德行为”更可怕，我们更应该禁止的是“强行禁止”，而不是“不道德行为”，因为你允许政府强行禁止这个，他明天就强行禁止那个。在尊重别人会成为社风气的自由社会中，这种情况属于破坏道德的特列，不可能成为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前面“公共场所抽烟”，即是人们自觉地认识到换妻不好呢？还是让政府禁止换妻？我这个立场，是想强调，在原则得到遵守的情况下，自由社会要有多样性，我们的努力，是要让人们自觉认识到某些行为不好，而不是通过强制。

业进最后还谈到了“自由与理性”的问题。我要说，自由及其原则都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用立法来规定人们的行为，而主张人们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处的情景，自己判断自己行为的边界。立法者没有人们各种情境的信息，立法，才是理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