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在香港参加第六届哈耶克学会年会时，会议主办方树仁大学在一家上档次的酒店为与会者提供了两顿丰盛的晚宴，在第二次晚宴上，我发现服务员只向我边上的张旭昆和张曙光两位大教授各提供了一听啤酒（白酒是没有的），他们喝完后也不再多给了。对喜欢喝酒的两位教授来说，一听哪够啊？过会儿明白了，不是酒店没有啤酒，也不是主办方小气，而是会议主办方有预算限制，因为前一天的晚宴酒水支出多了，当日的晚宴就只能少喝了。

树仁是一所私立大学，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处处考虑节俭，如用论文集用CD光盘而不是打印成厚厚的一本，给参会者免费提供的住宿不是什么酒店，而是学生宿舍（不过，这可都是面向铜锣湾的海景宿舍，躺在床上就可看海景，且每个宿舍的设施的都很完备）。这些都和大陆的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大陆的国有部门，花钱大手大脚，请客吃饭总是花天酒地，一切都是因为，花的是公家的钱，不心疼。

国有部门没有成本意识，是显然的。但是，绝不意味着没有人支付成本，国有部分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的，国有部门在吃喝玩乐上花多了，普通百姓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就少了。因此，假如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很庞大，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很高，相应地，公共服务的质量就很低。

以高校为例，对一个社会来说，采用私立大学的成本，一定比采用国有大学的成本低很多很多，且不说质量上的差距了。国有大学，一定会有很多高楼，很大的校园，很多的行政人员，这些都是社会成本呐！国内很多城市，纷纷圈地建大学城，不惜大量借贷，直至贷款利息也不能归还，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所以，国有大学“大楼多，大师少”的现象丝毫不令人奇怪。国有部门，天生具有多支出的冲动，因为支出越多，如高楼盖得多、路修得宽、校园搞得越大，当权者的政绩就越大、越明显，而且多支出，还包含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为设租提供机会。

因此，国有部分的存在，对社会来说一定是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没有预算硬约束，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西方有的发达国家，如丹麦，国有部门的比重比中国高，但是，他们有民主的监督，有硬约束，国有部门提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不会在大搞基建等方面花钱，它们的公立大学和前面提到的香港私立大学一样注重节俭，如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几所办公楼，就是用旧工厂的厂房改造过来的，高高的烟囱都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