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协商是重要的，要允许人们协商”（有的人用“交易”，我认为“协商”这个词更准确）。假如没有交易成本，协商和不协商都一样，但是有了交易成本，协商就变得重要了。在这点上，我们发现科斯几乎就是一个宪政经济学家。至于产权，那是要通过协商之后确立的，而不是协商之前。至于产权归谁，“社会成本才最低”，并不是科斯要回答的问题。当然，在静态的条件下，法官也好，经济学家也好，都可以对产权如何安排，才实现社会成本更低做出判断，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有一个误解，也许是我的朋友莫老师犯的，就是她把法官等同于计划者，认为法官对产权的安排危及私人财产权，真实的情况时，产权都还没有确立，谈何侵害？我倾向认为，法官是科斯的“理想构造”，法官对产权的安排与私人协商做出的安排会趋向一致，并不是说法官可以替代私人协商。

允许人们通过协商，通过协商获得权利，确定权利的范围，这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因此，科斯定理对中国的意义真是莫大之有！莫大之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