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在人大历史系听周寄中老师讲授历史地理课、1990年代与人大合作编制《明清时期自然灾害图集》项目之后，很久没有再去人大校园，甚至好久都没有联系，差点“相忘于江湖”的感觉。近来一下子去了三次，两次为学术，一次为宁海同乡会2011年来京新生见面，对人民大学，对哲学社会科学、清史研究和历史地理唤起记忆。不过回顾自己知道的北京高中生，以及来自宁海的大学新生，几乎不知道有谁投考历史学科。

参加清代自然灾害、清史地图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同行讨论，有幸见到李文海、张家诚等学术前辈，又见到我在科学院地理所、在北大学习时的老师，还有北师大、地震局从事灾害与环境变迁的同行，见到从事清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的年轻博士硕士，听到他们的评点和意见，很感亲切。听到李文海老师讲到研究机构重大项目与自由选题的关系，说道争取团体重大项目，又兼顾学术兴趣自由发展的发展方式，深有同感。全是团队项目任务会走向僵化死板，缺少活力，全面走向自由兴趣，又走向散漫，难以树立机构和团队成果。来自理科、哲学社会科学、技术研发、编辑出版以及灾害史研究共同体的交流，都深浅不同的说到学术方向可持续发展与申报竞争性项目的事情。读到几本2011年新出的《清史研究》，看着以往熟悉现在陌生的文献档案考证、海外清史社会史评述和对李秉衡等历史人物的研究论文，让我由衷地钦佩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里冷板凳式的专心研究。可是，我原以为在社科院、大学里是相对平稳持续的安心学术，国家提供着相对宽松宽泛的研究环境，以及不多又勉强够用的经费支持。其实远非如此，学者们大量的宝贵精力和时间不得不用到应付时事和项目组织筹划上。中长线的学科发展似乎得不到保障，短期两三年的竞争性项目让人忙碌浮躁和应付交账。不在于专家学者博导们不努力，而是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令人安心不下。当然，讲外部环境不是理由。

从人大八十、九十年代的科研楼走到明德楼，汇贤楼，科研环境条件显著的提升，人民大学也成为令人向往的顶尖学府了。

补充：记录的时候，间接听说周老师在10月份刚刚辞世，深感惋惜。不禁回想起当年前往静园请教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