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地收到大牛新作《中国测绘与人文社会：测绘科技对社会文明的驱动》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ISBN978-7-5087-2152-1。加上他的《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地图主权价值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地名命名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年，百余篇的著述和论文积累起大牛的创新和贡献。

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并解释事物之间的确定关系和相互作用，本书从科技史角度考察了中国测绘与人文社会及文明的关系。有史以来，测绘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事业，测绘过程和地图成品都是社会活动和文化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测绘事业的主体自然是数据获取、处理与系统研发，测绘文化和地图文化基本是应景应时的活动，难得有大牛这样深度地挖掘。能够追溯到前辈竺可桢1934年、1948年对科学先驱徐光启（1562-1633）的分析，“一个人物无论如何伟大，一种运动无论如何风靡，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而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明代西学东渐，徐光启跟从利玛窦（Matto Ricci,1552-1610）等传教士学习天文、地理、测量、地图等法，融合地学、水利、兵机等知识，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编著了《农政全书》，开启了古代地学、农学和测绘的新篇章。这样的里程碑人物的画像，应该在测绘机构陈列，以彰示测绘的源流和脉络，表达对知识和成就的尊重和敬仰。从社会发展的需求、学习引进先进技术、政府支持、测绘人物和团队自身努力几个方面，优选出学科创新点和生长点，推进测绘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想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里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年我还多有交往。在其他科技领域得到973、863及多项丰厚支持的时候，对科技史研究的关注和支持一直是极其微薄的。由此看来，地理学史、测绘史以及大牛这样考察测绘与人文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就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