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微信建了个群，成员都是我曾带过的学生，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也有近些年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我将群命名为“五里亭乡愁”。

之所以将群以“五里亭乡愁”命名，缘于华侨大学当年创办时，选址位于著名侨乡的福建省泉州市东郊，此地名叫“五里亭”。这个地名的来历我没有考证过，信息来自校地早期的相关资料，现在鲜有人知学校地处“五里亭”，大家皆称“城东”。而“乡愁”二字，是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华大人，对这方土地深厚的情感，校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还有当年的欢乐与愁绪，都融入他们的记忆之中。

群建立之后，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手机屏幕上列队，一张张记忆中的面孔在我的脑海出现，把我拉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群里的成员，大多是我在学校不同时期主持不同媒体时的学生记者编辑，曾与我一起采访、写稿、编辑、排版、校对，包括印刷和发行等等，其中的甘苦各有体会，但无怨无悔。从《华大团讯》、《文坛报》、《华大青年报》，到《华侨大学报》，每一个时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群体，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成就了我至今无悔的职业坚持。

同甘共苦的经历，一起奋斗的苦乐，彼此刻记于心。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离开，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他们与我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依然叫我赵老，视我如兄长。“赵老”大致源于“赵老师”的省略简称，我以为也是对我的尊称。这个世界上，能在年轻时的三十岁左右即被尊为“老”的人不会太多。

大家时会想念起我，惹得我的耳根泛热，耳腔发痒。

前些年的某天上午，在上海的黄勇与在贵阳的董卫民，俩人电话联络时突然说起“很久没见赵老了”，当即相约订好机票，分别从上海和贵阳飞抵厦门，再从厦门辗转到了泉州，当天晚上与我在学生街的餐馆喝了一场酒，次日一早各奔南北打道回府。喝酒时拍了几张照片，传给在福州的彭振东，彭振东说照片发的太迟了，要么他要赶过来一起畅饮。

我经历过的酒局不少，但这场酒局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在我的人生中刻下一道深邃的痕迹，点燃我本已逐渐消失的职业激情，使我重拾遗失许久的自豪与骄傲。

小伙伴毕业后大多从事媒体或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在各自的领域大显身手，有些人的成就，已到了让我仰望的境界，我深感欣慰。

深圳的周智琛乃媒体界的大腕，纵横南北，叱咤风云。有一次出差泉州，当晚与同班同学聚叙，结束后电话我，要与我再喝。那天晚上的再喝，喝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二逼青年周智琛》，另一篇是周智琛自述《一个傻瓜的无度青春》。两篇文章在《华侨大学报》同期同版推出，《二逼青年周智琛》还得到新华网的首页推荐，引起不小的反响。

“五里亭乡愁”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段温暖我心的故事。他们惦念着“赵老”，不论他们身处何方，我都是他们心目中那个严肃较真，却也可以亲近的赵老。我甚至认为，“赵老”已不是他们对我的称呼，而是大家汇聚的口令。

前些年，我经常出差福州，彭振东每次知道我在福州，都会空出时间等着陪我喝酒吃饭。其实我知道，在他的心里，吃饭事小，见面畅聊才是最主要的。有时候我时间排不开，只能在心里向他表示歉意。章芳班级返校聚会，同学会的酒席结束已经为时不早，可她还是和吴芸一起到我家中喝茶叙旧。在深圳工作的韩蔚薇到泉州公务，特地抽出中午的时间，赶来学校与我共进午餐。定居香港的黄丹阳，返乡回泉州提前告知我，好让我能安排时间会面。

这样的事情很多，难于一一叙述，但这样的情谊我一一牢记于心，并在生命中珍藏。

昨晚，我与董卫民通电话，他说，希望有机会召集群里的成员一起回学校聚聚。此事确实应该，虽然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在一个群，大家彼此相识，但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同，很多人从未谋面，虽是老友，却也陌生，大家能从线上走到线下一聚，我以为大有必要。还盼董卫民早日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