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施光南邮来为一个邮递员诗歌谱曲的样刊

张静波

1983年，那一年我21岁，从部队退伍，我分配到哈尔滨平房区一家邮电所工作。在这个位于友协街的邮电所，开始了我的邮递生涯。　　那时的平房区还是哈尔滨的郊区，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卫星城”。人们知道“平房”这两个字是因为这里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遗址，所以外地人对平房感到陌生和神秘。1935年，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将细菌工厂新址选定在拉滨铁路线平房站附近，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6年，这里绝对是禁区，飞机不准在天上飞，火车经过这里时必须在前一站放下窗帘，如果有人误闯这块禁区，那是要掉脑袋的，人们把这块神秘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上世纪70年代，在市内通往平房区的公路上，曾立过一块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是因为那个时期坐落在平房区内的122厂、120厂和101厂，也就是现在的中航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公司及东轻公司都是非常保密的大型军工企业。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外宾西哈努克亲王都来过这里视察。　　1983年2月开始，我每天都骑着一辆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穿梭于新疆大街。从402库家属区到新伟街一万米家属区，沿街两侧单位和居民住宅的报刊邮件都由我负责投递，我的投递量是城区最大的段区。　　友协街邮电所位于友协大街与新疆大街交叉口。像这样的邮电所，平房区当时共有3家，另外两处是新疆邮电局和保国邮电局，都归平房邮电局管理。　　友协邮电所原为国营伟建机械厂独身宿舍，租用一楼办公，两扇铁门，门的左侧挂着一块金属牌子，印有“平房邮电局友协邮电所”字样。邮电所一半儿是投递室，另一半儿是营业室，一间简陋的不足40平方米阴面的屋子，水泥地面，白灰粉刷的墙壁，十几个邮递员负责城区的投递工作。投递室北墙有一扇窗户，墙里面镶嵌着铁栏杆。下午的光线显得暗一些，这让我想起中学课本上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懵懂的青春时光。　　屋子里散发出报刊油墨的芳香，地上是装得满满登登报刊的邮袋和用于分拣报刊和信件的木质桌子。在我心目中，邮局就是发电报和送信的地方，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听到一首外国歌曲《邮递马车》，这是我对邮局最原始的印象。80年代的邮局，送信送报刊的邮递员一色儿骑自行车，送电报的骑摩托。　　刚到邮电所工作时，成捆成沓的报纸查份数很慢，我看老师傅将一沓报纸在桌子上墩得齐齐刷刷，见棱见角。再用右手攥住报纸的右下角部分，向左抖开一个扇面，再一五一十地数报纸。当时的《哈尔滨日报》统统归邮局发行，早上7点半邮车从市内抵达友协邮电所，经过45分钟室内紧张的分拣和操作，8点15分开始投递，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必须送达，否则积压报纸和信件是要扣工资的。　　平房区最繁华的街道要算是新疆大街了，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机动车和马车同行。邮递员有走街串巷的优势，城区的风景便一览无遗。我喜欢东轻厂家属区1955年建设的苏联专家院，朱红色的墙体，房顶铺着绿色的琉璃瓦，有烟囱、有气窗，木制的凉台，当时是平房区一流的建筑。　　刚上班时我的工资是四十元零五角，我和邮局的年轻人对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那时我的青春好像一掷千金。邮电所对面是一溜平房，是国营新疆饭店，那时平房区有名的饭店寥寥无几，要数向阳村饭店够档次，再就是朝鲜饭店，一些相当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去向阳村饭店下馆子。如今，新疆饭店已被太平洋商厦所替代，向阳村饭店的原址已是充满现代时尚的红旗MALL和家乐福。记得新疆饭店的锅烙特别好吃，尤其是芹菜馅和白菜馅的锅烙，皮薄馅嫩，看上去油汪汪的。我和投递员小哥们儿三五成群，偶尔去新疆饭店解馋。　　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向阳村饭店加工的冰棍特有味道，不亚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冰棍。大街上经常能看见像电影《黑三角》里卖冰棍儿的老太太，推着木质的小车子，上下一边粗的暖瓶里放着冰棍儿，盖子封得很严实。我和邮局的伙计们“烀冰棍”。所谓“烀”就是大家一起吃冰棍儿先不交钱，吃完冰棍儿后，让卖冰棍的老太太指定其中一人为大家买单。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精神食粮不可缺少。记得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梅花党》很流行，故事听起来让人头皮发麻。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喜欢陶金主演的电影《摇滚青年》、《追捕》中的高仓健。弹吉他，流行喇叭裤，热衷于电视剧《霍元甲》，把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当做青春偶像。那时还有一部香港演员梁小龙主演的电视剧《陈真》，除了扮演霍元甲的演员黄元申留着特别潇洒的中分头型，就算陈真的头型最酷了，鬓角盖过了耳朵，我当时还留过陈真的头型，臭美了一阵子。　　邮递员也有“特权”，除了飞机场不让进入，进大厂送邮件门卫从不拦着。最开心的是俱乐部放电影，邮递员不用买票，将文化宫或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或寄来的邮件在放映电影前送到收发室，就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视、电脑、手机全民普及，还有3D电影。看电影得排队买电影票，能看上一场电影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电影票快卖完的时候，有的人不但没有买上电影票，就连帽子都挤丢了。　　冬去春来，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个小小的邮电所。因为在这里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到令我怦然心动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令我喜爱的文学杂志，还有其他省市出版的琳琅满目的杂志。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只有够级别的干部凭票才能订阅到《大众电影》，《参考消息》还是内部发行，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意看到的。那些封面设计朴拙、简洁、套色、铅印，带有计划经济时期杂志的风格和烙印。每当我把崭新的刊物从印着“中国邮政”的白色帆布邮袋里取出时，那种兴奋的劲头，以至于我在离开这个邮电所的若干年后，在梦里仍多次浮现过这样的情景。因此文学刊物的魅力，从上世纪到今天一直让我痴迷。　　一个国家的邮政从信函、包裹、汇款开始，从这个小小的邮电所辐射到整个城区。邮递工作虽然机械而单调，但我的内心却充满绿色的渴望。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两个轮子旋转着都市的清晨与黄昏。有时内心产生小小的恐惧，滴水成冰的严冬，马路溜光锃亮，光滑的路面上，我用手捏紧自行车前闸，后车圈在冰面上扫出一个扇面，车子还不至于倒下。面对摔得数不清的跟头，我学会了自行车“车技”。在这个城区里，自行车，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交通工具。　　我开始用笨拙的笔试探着写诗，将诗稿投进信筒，然后一个人在信筒前犹豫了一会儿。隆冬时节，我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过一条飘雪的街道。　　就是这样单调而机械的邮递生活，也会有诗情迸发。1983年10月2日，《人民邮电报》副刊发表了我的散文诗《我的生活》。那是一张铅字套红印刷的报纸。我站在邮电所门前的榆树旁，看着这张报纸，心像树叶一样翻卷着。1986年2月2日的一天午后，正当我分拣信件时，意外地看到一件发给我的印刷品和一张10元的稿费汇款单。我请示了邮局领导，一同将此信件拆开。信这样写道“张静波同志：你好！我为你的词作谱写的歌曲《我们年轻的瞳仁》发表在《轻音乐》杂志上。该刊将赠书及稿酬寄给我转交。由于我也不知你的确切地址，费了好大劲才从报纸上找到，现将书及稿酬寄去，如收到，请回一封信。祝好！中央乐团施光南。”　　1984年11月2日，我在上海《青年报》的“朋友，请看我们自己的校园歌曲”征文专栏上发表了歌词《我们年轻的瞳仁》，引起了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先生的关注，他为我的诗谱了曲。所以，我收到了施光南老师的书、信件和稿酬。　　那一年，我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