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判决再调解”让法律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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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同南郊法院曾判令矿主赔偿昔日的煤矿矿工、如今的二期尘肺病患者钟光伟49万余元，但矿主不愿履行判决。在10月28日的山西大同南郊法院执行听证会上，在法院调解下，钟光伟同意接受27万元的赔偿。 (《京华时报》2010年10月31日)
    从表面上看，钟光伟是自愿接受法院调解的，把应该得到的赔偿款从49万降到27万元。但事实上，在“自愿接受”的背后，是钟光伟的心酸、无奈、失望和屈辱，因为他实在太需要这笔救命钱了，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忍痛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其实，被刺痛的不仅仅是钟光伟和他的家人，还有公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我们知道，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如果承担义务一方不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权利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钟光伟在历经了仲裁、诉讼之后，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原以为能够“柳暗花明”，不料在强制执行阶段再一次陷入“山重水复”的困境。
    而造成这一困境的，仅仅是被执行人不愿意履行判决。不愿意履行判决就可以不履行判决，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是对法律的极大漠视，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却不料，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成了与法律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了再次欺压矿工的工具。尽管煤矿在执行阶段已经关闭，有关设备已经抵押，但并不是说该矿已经没有任何赔偿的能力。事实也表明，该矿的矿主并不是一无所有，而只是想乘人之危少付一点赔偿款而已。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组织召开听证会，这对于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推行执行公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听证的重点应该放在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上，而不是放在调解上。从报道看，法院并没有穷尽执行措施，没有对煤矿现有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查明被执行人是否有恶意转移财产等违法行为，更没有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处以司法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在此之前就组织调解就有强制调解之嫌。
    确实，调解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组织调解，使双方当事人实现执行和解，也是可取的方法。但所谓的执行和解，必须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的“自愿”，而不是像钟光伟那样的“被自愿”。
    “被自愿”的后果是让受害方的权益再一次受到伤害，让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荡然无存，更不可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理想结局。其实，像这样涉及民生的案例，法院应当穷尽执行措施，让赔偿款足额到位，这才能彰显法律的权威。即使暂时不能完全执结，也应当中止执行，等待被执行人有能力之后再恢复执行，有条件的还要给予执行救助，以解当事人的燃眉之急。
    所以，从法院上述的执行过程来看，不能说其有违反程序之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更不能指责执行法院与被执行人同流合污，有不正当交易的嫌疑。但显然，法院的处理并不妥当，“生效判决再调解”不仅是对不法行为的纵容，更是对神圣法律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