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纪念馆 
 资料图
 

　　对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三不朽”的标准——《左传》里对“不朽”的定义是这样分类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如果把历史比喻成一杆秤，“立德”、“立功”、“立言”就像三个不同的秤砣，让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1504-1580）轮番过秤，他老人家的历史分量就掂出来了。

　　负

　　奇志立功

　　俞大猷出生于洛江河市一个下级军官家庭。

　　18岁那年（1522年），父亡，大猷承袭世职百户；31岁，考中武进士，升正千户，守御金门所；38岁，提升都指挥佥事……这些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官名并不能说明俞大猷的什么功过。一直到了43岁那年，大猷才有了真正立战功的机会。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他被派去打海盗，在长汀（当时称汀州府）俘获了300多人；随后，俞大猷又被派往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从此之后，大猷开始书写轰轰烈烈的战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役发生在1552年，倭寇大扰浙东，北窜苏南，大猷与戚继光、邓城等将携手，歼敌5000余人，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1562年，莆田（当时称兴化城）被倭寇攻陷，大猷任福建总兵，与戚继光会同剿倭，杀敌2000余人，救回3000多名被劫的居民，光复兴化城。

　　大猷从戎数十年，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与戚继光同为明朝最有名的抗倭英雄，人称“俞龙戚虎”。《明史》说他“负奇志”、“忠诚许国”。上司谭纶也曾写信向俞大猷表示尊敬：“节制精明，公不如纶（谭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

　　背

　　黑锅立德

　　大猷战功赫赫的背后，有鲜为人知的周折和艰难——他曾背过不少莫名其妙的黑锅。

　　1555年，俞大猷协同总督张经大破倭寇，取得了王江泾大捷，这是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可惜奸臣当道，功劳被严嵩等人据为己有，张经却以“养寇失机”之名入狱被害，而俞大猷也受到降职处分。

　　此后，被贬的俞大猷仍以国事为重，继续参加抗倭战争，数次大破倭寇，表现得十分英勇，却屡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

　　历史往往以荒唐的形式轮回：俞大猷戎马生涯近50年，一直坐着仕途上的过山车，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而他背上的几口大黑锅，恰恰见证了大猷先生以国家大义为重的高尚品德。

　　史载，大猷在守卫金门时，曾放粮救济饥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人称“俞佛”。后来，俞大猷数次奉命镇压少数民族叛乱。“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他被派去广东镇压侗民叛乱时，只是带了几个人，前往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降；而对于侗民中凶悍的首恶，大猷果断格杀，很漂亮地解决了地方纷争。据说这个首恶也不是省油的灯，曾经是当地的打虎英雄，俞大猷杀他，凭的却是颇具传奇色彩的绝世武功。

　　功德功德，有时功与德往往很难分开。俞大猷处理地方民变，对当时的朝廷来说，他是立功；而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堪称立德。我们从大猷身上的赫赫战功、背上的无数黑锅以及身后的“俞佛”美名来看，不难得出结论，俞大猷确实站上了“三不朽”的顶峰——“立德”。

　　低

　　调立言

　　再说“立言”。

　　最初，大猷考取武进士，就以一篇名为《安国全军之道》的文章，得到了当时兵部最高长官毛伯温的赏识。此后，大猷在大半辈子戎马生涯中一直多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军事主张。

　　相比之下，大猷几乎没写过什么道德文章，死后文名寂寂。他的诗倒是很朴素，表达简单执著的理想：“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咏牡丹》），“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饮马长城窟》。

　　大猷有自己的诗歌观念：“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到晚年，大猷的字里行间仍然有一种迷茫的朴素：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悲悯之情扑面而来，远胜那些无病呻吟的骚客。

　　大猷身后三百年，中国出了一个叫曾国藩的奇才。曾氏28岁开始写日记，38岁开始编《曾氏家训》，分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又细分三十二目。曾国藩似乎算准了自己能够获得的历史地位，总结出大量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百年之后，这些文字在商场官场机场上大受欢迎，成为许多人炫耀自己研究过历史的证据。

　　相比之下，俞大猷实在低调得紧，他不踩道德的高跷，没留下什么“俞氏家训”，他更像一个行为主义者，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可以说，大猷的“立言”方式，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儒生不同。晓风残月太费沉吟，不适合他这样的实干家。清源山虎乳泉的一块大石上，刻有大猷手迹“君恩山重”，颜体一路的楷书，似乎是他解释自己事功的最可爱的方式。

　　所以事分两面，若用文学史的标准来衡量，大猷文才诗才平平，难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大猷在打架、打仗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总结经验，写下《剑经》、《兵法发微》、《洗海近事》、《镇闽议稿》等著作，另外还编辑了《续武经总要》，留下煌煌十六卷的《正气堂集》；以这种专业素质，要在军事学院或体育学院当个博导、副院长，都没什么问题；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诗歌数量，要进作协也是不费吹灰之力。据央视的介绍称，俞大猷是世界上提出建立近代陆军的第一人！仅就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立言”而不朽了。

　　武

　　林高手俞大猷

　　除了名将的庙堂身份外，大猷还有更具传奇色彩的江湖身份——他是一位不世出的武学奇才。

　　自古以来，文人多有侠客之梦。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最好能够做到文武双修；内圣外王之前，最好留段仗剑走天涯的经历。谁也不愿像韩信一样，忍受酸溜溜的胯下之辱。最具代表性的比如李白，腰间别着把长剑出门，一边想着报效国家，一边吟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只是诗仙的浪漫文字仍然洗刷不掉佩剑身上的道具色彩。真正做到文武双全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明代数百年间，比较有名的大概只有王阳明、俞大猷二人。

　　据说王大师内功精湛，曾于半夜在中军帐里发出长啸，令敌军闻声丧胆。而俞大侠也毫不逊色。大猷年轻时师从赵本学，学习荆楚长剑（棍）和骑射。他后来写下一部《剑经》，不少人只闻其名，产生了严重误会，以为大猷擅长的是宝剑，其实这里的“剑”指的是长棍。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路过嵩山少林寺，见僧人练习少林棍法，认为“已失古人真诀”。大猷随即露了两手，僧众皆服，于是派了两个僧人随其学习棍法，少林棍法得以回传，江湖上也因此留下一段佳话。

　　比起背着黑锅打仗的俞将军，作为武林高手的俞大侠以棍术纵横江湖，连武林泰斗的少林派都不得不服，实在令人神往。若不是以生民涂炭为苦，以国家大义为重，当时社会那么黑暗，以大猷的身手，拎根木棍出门，教训痞子对付疯子，行侠仗义独善其身，又是何等的逍遥自在，何必在朝廷里忍受那些人的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