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几乎亲手安排了他告别这个人世的过程。
从他打电话告诉我“告别的时候到了”；到把所有子女叫到床前，每人赠与一件祖传纪念品，还听取了大家对他的分配的意见，到他跟我女儿说，“祝你幸福、快乐”……我跟他说，您交待完了，就可以安心养病了，他说：“讲完了，我就不愿意过像植物人一样的生活了。”于是，第二天（9月3日）中午，他就陷入了重度昏迷中，直到晚上7点22分离去，再没醒来。
这个人世间我第二个称呼为“爸爸”的人，走了。
“告别的时候到了”。
当时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把这当作一句话，一个病人对亲人的不舍和焦虑而吐露的话，一种知识分子喜欢用的书面语言（他不像普通老百姓说的那样“我要死了！”），没有更多地往心里去，现在回头想想，这的确就是他在向我，向所有他珍爱的人，道别了。此后，苍穹茫茫，天各一方。即便是有来生，我们还能相遇吗？还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吗？
“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我想起有个没孩子的朋友有次特别关心那年的高考，我不解，她说：“我在想，我已故的母亲若是投胎的话，今年应该是参加高考的人了。”
以前听老辈说，人死了，走过“奈何桥”，在桥上喝了迷魂汤，就会将生前事忘得干干净净。所以《天仙配》还是《牛郎织女》中有句歌词，大意是谁先死，谁就得在奈何桥上等着，不许喝“迷魂汤”，以免忘记前世。但是我想，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至今没有看见记得自己前世的人。
我希望有来生，但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深知没有来生，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这真是令人痛苦的事情！
我叫他为“爸爸”，也有20多年了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虽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了。有一阵子，我跑园文局的线，经常在那里采访，高兴时，会说一句，我是某某的儿媳。后来园文局的很多人都知道了，再见面就会说，哦，我们局的儿媳来了啊。但是我在局里几乎没有碰到过他。只有一次，植物园一个新项目开张，我去采访，看他也在，打了个招呼，他远远地看着我，没有多说话，大概怕影响我的工作。
杭州是个旅游城市，园林和建筑常常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于是，以一个高级园林建筑师的身份，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我很少采访他。只有一次，雷锋塔要再建，我们总编想听听他的意见，要我去采访他，他说，午睡后你再来吧。午休后我上门，他已写好一篇文章，下方落我的名字，说，你就不要写了，拿这个去吧。我想虽然是公公，即便是联合署名我也得花点力气吧，但我看了半天，竟找不出丁点能修改的地方。交与总编，第二天发了头条，一字未改。
但是和他，总是有距离感。
他不苟言笑，像所有学理工科的人一样，古板，认真，不很随意，不跟我一个类型。一次，我带两个同事在外采访，时值中午，正好路过他家，我就说走，上我公公家吃饭，两同事欣然应允。我的想法是公公家如同自己家嘛，有什么吃什么，结果他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挂面，但我的同事并不介意，一碗挂面吃得开开心心，然而我明显感到他的窘迫，不知会不会在心底抱怨我冒失。
真正和他接近起来，是近几年的事。
婆婆去世后，虽然我不遗余力地为他介绍过几个对象，但始终没有搞明白他的心思。头一回，我想应该找个温柔娴淑型的吧，就给他介绍一个小学教师，我卖力地跑到那个女教师家，详尽地介绍公公情况，脾气，性格，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还把我们全家福拿给她看，但那个小学教师跟公公见了一次面，觉得年龄差距太大，没有继续；这之后我又想找个保姆型的，就介绍了一个企业的炊事员。那个大妈其时很在为自己小儿子的工作着急，我说如果你们俩成了，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弟弟了，为自己的弟弟找工作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大妈听后很高兴，上门过几次，还帮助拆洗被褥。但最终这大妈又觉得跟公公有距离感，没有话讲；最后，我的一个摄影姐妹主动跟我介绍她的母亲，是个老干部，我觉得那应该是志同道合型了吧，引见过去，还安排他俩吃了一顿饭。我和朋友打趣，说没准一不留神咱俩成姐妹了呢！正好一家电视台采访他，朋友的母亲也很开心地看到了这一幕。但是这一回却是公公没把这件事进行下去，问之，他叹了口气说，我总是要拿她跟你们的妈妈（婆婆）比啊。
之后我就又跟他疏远了。
我觉得我还是不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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