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是我的母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日。

1987年至1991年，我从湖北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大学，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四年时光。因为工作的原因，本人无法参加定于9月中旬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特转发一篇该院新闻系学生黄锐对我的专访，以此祝贺母校建院60周年，并缅怀我那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的博客一直是一个匿名博客，这一次我仍然要沿用假名--我的名字叫Kevin。

初进中青院 

1987年9月，当Kevin第一次迈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下简称中青院)大门时，他并没有觉得这个学校和其他大学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从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考进北京的学生，那时的他对大学的认知并不明确。可是当他转了周边的几所大学后，他觉得差距就出来了，“（在中青院）看不到一般大学都有的那种浓烈的学术气息，多元化的思想氛围和那种激荡的青春朝气，毕竟本科生刚刚第二年开始招生，学生总人数四百多人嘛！”

这个差距并没有给Kevin造成太大失落，让他失落的是他进了少年系。当时中青院只有两个系：少年系和青年系。他被分在了少年系。“那时候我的思想很简单，觉得少年系的东西太小儿科，青年系就是比少年系高级。再说我考那么高的分，凭什么才进少年系？”KEVIN找到系主任说“我想转系”，结果在老师一番思想工作后系没转成，但“很快许多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叫Kevin的小子不想待在少年系。”

作为人们戏称的中青院“青年黄埔二期学员”（86级学生为“黄埔一期学员”）中普通一员，Kevin有着当时那一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指点江山，不可一世。“因为我们是‘黄埔二期’嘛，所以似乎个个都充满了使命感，觉得自己很不平凡，将来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堪当改造社会、指点江山的重任。”Kevin语速很快，有点激动地描述当时他们的精神风貌。而这种精神贯穿了他整个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

他仍记得开学没几天，就在校园食堂前的一个流动书贩那里买了一本西方学术专著，书名是《政治比较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是美国当代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一个刚从一所小县城的中学来到北京的他来说，这本书太深奥了，而且还是译作，完全超出了他的接受能力，直到大学毕业，这本书他也没有看完过。但如今回想起来，他仍对此津津乐道：“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黄浦二期的学员，将来要改造社会，现在就得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否则，和我的身份不相配啊。”“我当时知道不一定能看懂，但我在食堂门口第一次看到它时，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艰涩的西方学术著作。”Kevin认为这是他当时非常典型的一种心态，是他的理想和自我定位在现实中的必然表现。他另有一套上下册的中英文对照版《美国的文学》，也是在当时买的，而他现在居然有时还会拿出来翻一翻，还能从中获得一些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营养，这足可证明他当时是充满着怎样的青春幻想和宏大的人生理想。

单纯而充实的四年 

Kevin给自己大学四年的定位是“简单而充实的四年”。他是一个特别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人，不希望很多人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在大学四年里的任务，似乎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虽然他现在也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当年都学了些什么。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爱集体活动的人，却和86级的师兄秦川一起创办了英语协会。他承认当时创办协会一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藉此把语言学得更精道一些。二是当时真正英语学得好的人不多，他希望能办这样一个社团为大家服务，这也会给他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于是一群爱好英语并有志于为大家服务的同学聚集到一起创办了这个社团。那时候的活动还真不少：组织英语角，请老外来作讲座，开全英文的圣诞晚会等……一时间好多88、89级的学生就跟着他们学起英语来，英语热潮风靡整个校园。

当时Kevin“瞄”上了教学楼三层的一个语音室，那里面有三十多台很简单的可供听力练习的录音机，上英语课的时候偶尔会用到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机器。Kevin跑到教务处，说：“我是英语协会的，要把这个语音室管起来。”结果被教务处以“你们怎么管起这个事儿来了呢”的理由拒绝了。Kevin不死心，一连找了好几次教务处，软磨硬泡，以至于教务处有人说，“Kevin这人怎么这么冲啊！”。也有人为他辩解说：“他平时其实是很老实的，挺好的一个学生，可能是他太想把语音室给管起来。”最后教务处终于同意让他们英语协会负责这个语音室的管理使用，从此想练听力的学生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在规定时间去那儿练习。现在回想起来，KEVIN都觉得这件事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语音室在当时算作一笔不小的资产，就这样给了一个社团，甚至说是给了一个人。”

Kevin在大学仅参加了这样一个社团，尽管它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与时间，但他乐在其中，“因为这是我实现自我理想的一部分，我也在这过程中收获了成就感。”

当被问及大学四年的遗憾时，他认为单纯而充实的四年几乎没有什么遗憾。如果必须要说的话，他会觉得那时校园里的学术讲座少了一些，即使有一些自己参加得也不够。他觉得大学四年自己更是个“自我塑造的人，而不是个被外界塑造的人。”倘若那个时候校园里有更多的学术讲座，他参加的学术讲座更多一些，也许会改变他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这个过程，他更像是被自己塑造出来的。

在采访中，Kevin提到接触社会的问题。“我认为在大学四年可以适当地接触一点社会，毕业后对社会不太了解，如基本的人际交往不太会，会给人造成一些小小的麻烦。”大概是即使毕业的那一年里，他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辅导员》杂志社的头儿，因为Kevin热爱写作，所以很想知道这位头儿的大名，以方便以后投稿。“我当时在那儿琢磨了半天，结果到最后还是很尴尬地问了对方一句：‘你叫什么名字？’话没出口就知道不妥，但我当时实在是想不出该怎么问了。”回想起这件事，Kevin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但这样的故事甚至都构不成我的遗憾。”，他补充道，“而且我也不主张大学时把太多的精力花在社会实践之上，了解社会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了解起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大学毕业以后，那么系统的学习机会，也许就再也没有了。”

文学是一种发现 

除了英语，Kevin的兴趣还包括文学创作与青年问题研究。Kevin认为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其实是一个道理，都是一种发现，只是通过不同的渠道与大家分享而已。“我是一个愿意和大家分享的人，做研究是把智慧的东西跟人分享，需要深刻和韧性。研究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但写作不是。写作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想写作，必须时时保持在写作的状态，需要时时对任何细微的事物有着浓烈的兴趣，还要有一种表达欲，一种与人分享的冲动。”

当被问及他从文学中发现了什么时，他说他的发现其实别人早就发现过了，只是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对读者更有触动，读者可能会因此多一些对那些早已发现过的东西的认识和感悟。“就像我说我发现了生活中的偶然性，我告诉你这个，你听一耳朵也就过去了，我的发现和告知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我通过一个小说来打动你，你会发出无限感慨：‘哦，生活居然是如此阴差阳错！’。写小说常常是通过戏剧化的东西来抒发你对真理性的东西的感悟。”Kevin这样解释道。

Kevin还用他创作的一篇名为《伪证》的小说来做具体的阐释。在上大学期间，一次他偶然听说北京大学的一个女生被她学校的三个同乡给轮奸了。他当时只是听了一耳朵，真假什么的都没太在意。工作了以后，他有一天突然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这个女生要有自己的生活，三个男生也有自己的前途，但这个事无疑对几方都是一个阴影。怎么办？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这件事总是徘徊在他的脑际心间，他说他得为他们找到一个办法，一条出路。于是，有了后来的小说《伪证》。他说，《伪证》其实就是一个关于面对的故事。

《伪证》的故事起点是：三个大学男生一时酒后将同校的一个女生给轮奸了。事后他们既后悔又害怕，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避免被女同学揭发或控告，三人用了不同的办法：一个假装和她谈恋爱，而他同时还在和别人谈恋爱；一个想到这个女孩家很穷，在她最需要钱的时候，他把她介绍给了一位嫖客，认为她干了“这行”之后就再也不会追究他了；还有一个主动退了学去打工，挣钱供这个女孩读书。最后的结局是：前两人锒铛入狱，第三个男学生与女孩结为夫妻……

写到最后，Kevin发现了他的主题：人们作恶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人性本身有多恶，而是因为人性的懦弱，于是，他们不惜用更大的恶来掩盖原先的恶，一步步将自己推向深渊。

“我写的东西很多人看了都很难受，这正是我要的效果，达到启人思考的目的，学术研究在情感上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认同与冲击。”KEVIN说。

到2002年，Kevin先后在《收获》、《作家》、《北京文学》、《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当年也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的他已经不写作了，但他十分怀念那段发现人生、与人分享人生的日子。

成功=人品 +勤奋 + 聪明+运气 

中青院 87级的校友，现在不少人已经功成名就，但Kevin从不认为自己达到了所谓的成功。“成功的标准很多，而且成功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我不能说自己是成功的。”他淡然一笑，只表示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

不过，问起如何才能成功，他倒是很有感触。“在我看来，要想成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人品好；第二，够聪明，第三，勤奋，然后加一点点机遇，这就够了。一个人如果有了前三样的东西，一般来讲就应该能够成功。如果还是不能成功，要么是机遇不好，要么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Kevin似乎从来不掩饰什么，他认为自己还是比较聪明的。记者让他说一个例子来佐证，这时的他有点面带得意之色：“大三上学期，有一回去中央民族学院看老乡，无意间看到他在《少年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看了看，觉得没什么，心里就想，‘啊，这就是小说啊？那我也会写。’”于是他立马回到学校，写了一篇小说，后来发表《儿童文学》上。他发表在《青年研究》上的第一篇青少年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是这样出炉的。“我的悟性还算不错，看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立马就能依样画葫芦，当然，要不断精进和提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说。

对于机遇，他有着不同的解释，“机遇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在毕业的那一年，学校组织过一场学生学习成果展览，让同学们把发表的作品在一个教室里展出。这次展览就是他的创意。“其实那次展览一是为了大家，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的展区就占了一小半边墙。这样既能服务大家，出很体面地展示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这次展览后来确实为他带来了机遇。时任中青院常务副校长李长江（现国家质监总局局长）在这次展览上记住了Kevin这个名字。后来，临到毕业离校前一个月，北京团市委研究室主任请长江院长推荐一位理论功底好、文笔不错的毕业生，长江院长一下子就想到了Kevin。就这样，Kevin这样一个“来自湖北小山沟，既没背景，又没关系的小子留在了北京”，这是当时许多同班同学没有想到的。而且，直到毕业，他居然没有找过任何老师和同学聊过毕业分配的事，纯属是机会找到了他。

相比于其他三个要素，Kevin更看重人品。坦诚是他一贯的作风，与人分享是他一贯的追求。回顾在中青院学习生活的日子，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学做人”。这不仅是他大学生活的一个主题，也是他一生都要去学习和修炼的东西。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工作以后，他都一直努力去做一个诚实、正直和善良的人。他很不屑于那种一天到晚揣摩别人心思的人，“根本没必要！你对别人坦诚，别人自然会对你好，你对谁都一碗水端平，谁也不会说你什么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走到哪里，我都会这样。”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Kevin说希望可以到学校里去教书育人，将自己的所学、所知、所感、所悟都传授给年轻人。“只是，学历太低了，怕没有学校愿意接受。”看见了吧，虽然心气很高，但他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