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希元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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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希元兄同我是老相识了。一九五七年希元自兰州大学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我曾忝为导师。当时希元执礼甚恭，确使我感到惶恐。因我虽痴长希元几岁，却也刚刚步入中年，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深惭不足为人师表。一九七九年，我应邀赴兰大讲学，又与希元相见。客中多病承希元伉俪多方照料，亲如一家，使我感到温暖，此情至今难忘。希元不但为人热诚，做学问更是一丝不苟，他用了好几年功夫， 完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工作，其孜孜之勤，我是比较了解的。希元来信，嘱我为他这部著作写点什么。我因老友所托，谊不容辞，略陈所见，以尽切磋之道，希元其鉴之。 　 

校勘古籍是专门之学，它不仅要求校出古书的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而已，要紧的是从中选择哪个字或词是正确的，指出哪个字或词为什么是错误的，即所谓“勘”。“勘”者，勘误之谓。昔清人阮元撰 写《十三经校勘记》，并非单纯现象罗列，实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 专著。近人陈垣先生著《沈（家本）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 章〉》校补释例》，指出沈刻本的误处达一万二千馀条之多，并为校勘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新体例，至今犹足为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楷则。可见要把一部问题很多的古书校出水平来，实非易事。校古书难，校元刻本古书则尤难。这个道理，在希元的自序中已经提到。因为元朝人刻书太随便，版本质量太欠讲究，错别字，异体字，俗写字都特别多。加上翻印、仿刻和年久烂版等种种因素，就更增加了校读者的困难。但希元之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其难度还远不止此。一、元杂剧是文学作品，押韵的曲文无异于古典诗词，要想校得正确无讹，必须通辞章之学，其中包括对古典诗赋词曲的写作技巧和历史典故的运用知识；二、元代方言俗语的注释也是一种专门之学，要想读懂弄通，决不比读先秦古书或敦煌变文容易，这就需要有语言学、训诂学、方言学方面的坚实基础；三、从希元的校订工作中不难看出，这部由拼凑而成的所谓“元刊本”，还有一些其它版本的书籍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如形声字省借，待校字的符号等等，而这些特有例外，如果不躬行实践，是连猜都猜不出它的正确答案的，更不必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可靠结论了。而希元则不辞劳苦，深入细致地爬梳此照，几乎每字每句都反复推敲，才取得了目前如此丰硕的成果。

尤其难得者，希元在校订工作中，既不贪功掠美，也不文饰非，对前人已校出的条目字句，是则是，非则非，笔则笔，削则削，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这一专门的学术工作添砖加瓦。这不仅反映出希元治学的根柢，也体现了他的学术道德和作人品质。他既能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又决不讳疾忌医或投鼠忌器。这部新校本尽管还不无可商榷之处，却完全能看出希元勤奋的好学精神和治学的谨严态度。我常说，初学作学问，不怕钻牛角尖走弯路，就怕投机取巧找捷径；不怕犯错误出硬 伤，就怕追时髦赶浪头；不怕过于自信，固执己见，就怕看风使舵，朝四暮三。以我个人多年来读书的亲身感受，希元此书一旦问世，对当前的学风、文风，似乎也会起到一定的“整风”作用。这并非我危言耸听，而是由衷之谈。 

希元此书还有一个特点。他整理这部《元刊杂剧三十种》，最初只是校订字句，并未进行注释。但他的校勘工作是建筑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读来文从字顺，那么所校订的字句其可信程度也自然增加到近乎正确或达到完全正确的地步。反过来说，如果校订无讹，文字必然能读得通而毫无牵强穿凿之病。因此，为了说明他校勘时取舍的理由，他在校语中自然而然就加进了一些注释字句和疏通文义的话。这样，此书虽不称为“校注”，而实际却兼有注释之用和疏义之功。这就不仅使读者辨明和是正字句上的讹脱舛误，而且还帮助读者和研究者读通了、看懂了全剧的内容。这就比一般只罗列各种版本文字异同的校本有了更大的使用价值，同时也从而体现了校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养。所以我愿提醒广大读者，这不是一部纯技术性的校本，而是增加了原作可读性的科研成果。 

几年以前，希元这部校本的初稿曾摆在我手边较长时间，我陆续披读过部分校稿，并且提出了个别的具体意见。这次定稿付印，据希元说，他不仅参考了先于他成书的郑骞先生校本，而且由于书稿一直无处找到出版机会，便重新修订增删，吸收或否定了后于他完稿而得以抢先出版的徐沁君先生校本中的优点和缺陷。譬如积薪，后来者自然居上了。用希元本人的话说，他这部新校本几乎等于重新写过的另一部书。这次为了要我写点什么，希元把此书的部分定稿又一次寄给了我，目的是怕我只说泛泛空话。不巧得很，书稿寄到前不久，我因疲劳过度，致使左眼球下方的一个较大的血管突然绽裂。医生坚嘱不许看书写字。休息了一段时间，终因既要讲课，又要辅导外国访问学者，虽暂告痊愈而未再度出血，可至今仍未彻底恢复。希元的校稿我便无法从头到尾逐字细读。这篇《题记》也确实无力细致认真地对原著详加评议。这是要希元予以鉴谅的。尽管如此，在我粗枝大叶地披览之馀，还是发现了几处可商榷和可补充的地方。姑且写了出来，供希元和对此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西蜀梦》校文第一条“编席”的“编”，作者说：“元代北方方音读若pian。”其实直到今天，广东方音“编”还是读作“篇” 的，如说“编辑”，即言“pianji”。 

二、同剧校文第七十六条“饥鸦朵”，作者改“朵”为“夺”， 加按语说：“郑本（小如按：指郑骞校本）‘朵’字未改，云‘今北方俗语犹谓啄为朵，读阴平声。’”而作者据《水浒传》第四十六回“ 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为此字当作“夺”。这当然说得通。 然郑校不改，亦不为无理。小如按：“啄”字见“觉”韵“知”纽， 故今读“啄”为zhuo；然古知、彻、澄纽字与端、透、定纽字本可互读，故“啄”至今犹有“duo”音。《水浒传》之“夺那肚肠吃”， 非争夺之谓，而是啄食之意。故郑校以“朵”为“啄”诚非无理。宁校改用“夺”而不言为“啄”之同音假借，犹相去一间也。 

三、《拜月亭》校文第十八条“精俐”，原作“耿俐”，宁校引 《中原音韵》与《畿辅通志》卷七十二，以为“耿”本读作“景”， 故以为“精”为假借字。小如按：清末梨园旧例，有“前台不言geng， 后台不言梦”之说，故读“更”、“庚”、“耕”诸字为jing，入人辰辙则为jin矣。其实岂独不言“geng”而已，即“衡”、“横”（heng）字在清末京剧或昆曲演员口中犹读xing（入人辰辙则为xin）也。 如裘桂仙演《长坂坡》曹操读“尸横遍野”为“尸xin遍野”，杨小楼念《夜奔》“愁云低锁衡阳路”为“xin阳路”，龚云甫演《徐母骂曹》读“祢衡”为“祢xin”，谭鑫培、陈彦衡演《桑园寄子》读“年庚月”为“年jin月”（谭、陈之传人如韩慎先、言菊朋犹如此读），皆是也。故作者所校似较有理。然“耿”、“景”与“精”不同纽，“耿俐”是否为“精俐”，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单刀会》校文第六十三条“篾儿”，作者认为“即编制席子的细篾片”，近是。然字实应作“”，《说文》释为“竹肤也”，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释作“竹外青皮也”。“”又转为“篾” 、“”字。《一切经音义》卷十引《声类》：“今蜀土及关中皆呼竹篾为。”音弥，其音符与繁体“边”字音符同（参见拙著《字义日札》）。作者言：“盖‘篾’，元代北方音读若‘弥’。”亦小有误。读“弥”者乃“”之音转（今天津方音则读作上声若“米” ），与“篾”之读音犹相去一间也。 

上述诸条，不过是一些琐碎意见，聊为芹曝之献，以答希元的一片盛情而已。统观全书，则此微疵决不能掩其大醇，小瑕固不足以害其为为美玉（何况我说的是否瑕疵尚可讨论）；所以不惮烦而略加陈述，一以表示我与希元并不见外，更非好话多说，一味对熟人吹捧， 二亦表示见仁见智，本我辈治学者之优良传统。今则谈学问亦只报喜不报忧，识捧不识骂（其实有话直说，去“骂”甚远，且根本与“骂” 不是一回事，然而今已不为世所容）。乞人撰序，往往为了借重他人名声，抬己身价，只愿谀词充耳，不爱善意批评。我因深知希元，他嘱我在他的大作上面写点什么，主要由于我们过去的友情，以及我同这部书稿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遇合，才愿我留下一点鸿泥爪印。所以 我也就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了。　 

最后，对希元还提一点希望，即盼他早日把今存全部元人杂剧进行校订（能加笺注就更好），使读元曲者能得到一部真正完善可读的本子，则其功德之无量，又非独希元个人成就之大小所能比拟的了。 

附记 

这篇《题记》是十二年前旧作，此次发表，已有所改动，与初稿文字颇有异同。宁希元先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工作是他多年心血结晶。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已允为他出版。不料后来另有一部徐校本，大约校者与出版社有点交情， 竟弃原有承诺于不顾，退宁校本而出版了徐校本。希元虽不能无愠，而他却愈加勤奋，竟从头做起，终于完成了第二稿。当那一家出版社退稿之初，希元曾将原稿存于我处，一面嘱我审读，一面托我为他另觅出路。我人微言轻，未能为他觅到出版机会。最后兰大有关领导动用了科研经费，在本校出版社印了极少数量，拙作《题记》即刊于书前。希元不但未拿到稿酬，连我这篇《题记》也纯粹是尽了义务，而校本之流传不广更是意料中的必然结果。事隔多年，我每为希元感到不平。最近我从旧箧中检出拙文，认为这篇《题记》不妨再次公开发表，请读者权当一篇书评看。倘因此而有志士仁人对希元原书发生兴趣，使之从尘封积藏中有重见天日机缘，也算给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盖风闻希元此书印成后尚有不少堆在出版社仓库中，万一能“变废为 宝”，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一九九九年六月酷暑中改订拙文后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