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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20 06: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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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我们所提倡的商住环境时空分析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中对居家和营商环境的认识，已经是大大的超越了传统风水的藩篱，成为人们对自身生活和工作环境选择、促进健康和事业发展、预防疾病灾难的一个重要参考方法。处于人生旅途的每一个人，都期盼着能够安居乐业，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人们不断地静观周围的环境，权衡着自身处境，最终对环境进行选择与调整改造。有史以来，人类就知道环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就注定了在自然环境中度过一生，但数千年来，传统风水学，只是关注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从《葬书》到清代的《沈氏玄空学》以及近人所著的风水书籍，无一不是捆绑在一个安土重迁、家族聚居社会对生活经验的积累上，而对于居家陈设、家中饰品，诸如古董字画文玩的入藏，却成为一大遗憾的盲点，纵观古今典籍，不见一字论述。
其实，中国文物的收藏决不是常人眼中有钱就可以拥有那么简单，收藏后的处置，将是一门传统风水学从未涉及到的一大关键问题。收藏家必须具备专业鉴别能力，和入藏保存或陈设的良策，真正的中国文物是华夏民族的宝贵遗产，都是具有灵性的珍宝，稍有不慎，就会直接影响到典藏人的家庭、事业、健康甚至祸福。加上不慎或无知收藏到冥器者，更无疑是引祸入宅，后患无穷。当我们回顾中国文物典藏风潮中的盛况，再次拜会以重金狂收古董珍宝的富豪时，不禁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批富豪无一不受创伤，轻则经济危机事业艰难，重则家景凄凉身患重症。
中国文物收藏，不但在“收”，也关系到“藏”，“收”就是要鉴别精确，把握机会;“藏”关系到安然传世，风水处理得当。可以说，自古至今，收藏家的兴衰主要还是对“藏”字缺少认识，只醉心在“收”而完全没有意识“藏”的学问。
中国国宝青铜大盂鼎在民间流传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大盂鼎，西周镇国重器，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0年)，高101.9厘米，立耳，腹下微鼓，三柱足。口饰饕餮纹，足饰兽面扉棱，下有两道弦纹，内壁铸有铭文十九行，计291字。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有长篇铭文，记载了西周开国经验，追述了先祖文、武王灭商的天命，颁布了治国、掌管军事、统治人民的法令。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歧山县礼村出土。大盂鼎自出土到1952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止，演绎了无数事件，酿成富家败落，高官失宠，名人遭祸。大盂鼎出土后首先被歧山豪绅宋金鉴获得，视为至宝，但由于没有权势，数年后就被歧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三十年，宋金鉴上京赴试，点得翰林，不甘大盂鼎被夺，在北京筹得白银三千两，又将大盂鼎购回，当作传家之宝，以示耀祖光宗。鼎是购回了，却想不到从此家道中落，日走下坡，宋大翰林穷极潦倒，抱着宝鼎含恨而终。其后人再也熬不过生活的艰难，只能将此鼎在西安以七百两白银转让他人。物归左宗棠所有，左大人得鼎后，因从政生涯的繁忙，无心顾及宝鼎的安置，从此官运直下，问题百出，数年后，左宗棠在湖北受人非语，清朝廷即召左宗棠进京问罪，险掉性命，由于苏州籍大臣潘祖荫的疏救，才得以幸免，事后，左大人仔细反省，才明白到大祸之缘起，就在大盂鼎的入藏不当，左宗棠感激之余，以大盂鼎相赠潘祖荫，以后，大盂鼎一直为潘家所有，潘祖荫病故后，其弟将鼎运回苏州故居，供放在潘家大堂，从此富甲一方的书香世家，再也不得安宁，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和险遇，最后姑苏望族被大鼎搞得家破人亡，1952年，潘家后人，将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才了却了这场莫明的灾难。
由于中国大地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有近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这在世界文明史中实属罕见。中国文物丰富，地上地下，品种繁多，不可胜数。在中国历史上，收藏文物的风气起源甚早，早在周初的《尚书·顾命篇》已经记载了赤刀、大训、宏璧、大玉、夷玉、天球、河图等等，人们在热衷文物收藏之时，只关注到文物的文史价值和昂贵的经济价值，却完全忽视了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灵性一面，导致了众多收藏家多灾多难的遭遇。文物入藏，首先就以其本身的能量构成了对入藏者居所风水格局的改变，同时又以其历尽年月累积的灵性，直接产生对收藏人命运的改变，入藏得当，即成为命运的良助，反之，立刻祸患无穷。
愿醉心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家们，加强“入藏”方面的学养，在广收中国文物精品，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能够人财两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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