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的守护神

司马平邦

罗汉，姓罗名汉。

罗汉第一次出场时，是在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里，他被画外音称为“我罗汉爷爷”，并作为“红高粱家族”传奇的一份子被供上神坛――而他之所以有被供上神坛的资格，是因为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因为抗日被鬼子扒了皮。

之后，才有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组织起一支抗日的队伍，替亲人报仇的壮举。

罗汉，在佛教中即阿罗汉，自觉者，在大乘佛教中罗汉低于佛和菩萨，为第三等，而在上座部佛教中罗汉则是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在《红高粱》的故事里，显然罗汉也是仅次于九儿和余占鳌的“大人物”。

当年，那部电影我看了不下10遍，有几个一直未解的疑惑，其中之一就是我奶奶和我罗汉爷爷的关系到底怎样？

九儿嫁到单家没几天，单扁郎就被余占鳌宰了，九儿当起了家，而单家的酒坊由罗汉领着一群天天赤身裸体的爷们儿酿着红红的高粱酒，后来余占鳌“霸占”了九儿和她的家，而罗汉依然领着一群天天赤身裸体的爷们儿酿制着红红的高粱酒，虽然罗汉是《酒神曲》的领唱，但他一直也是个本本份份的酿酒师傅，最后却惨死在日本人的刀下。罗汉没有余占鳌那种家里家外的霸道，但他更不怕死，死得壮烈，这样的男人，难道我奶奶就不爱吗？

可以说，郑晓龙导演的电视剧《红高粱》至少在罗汉其人上，是给了关于那部电影的疑问以答案。

朱亚文饰演的余占鳌一出场不几时，便被新上任的高密县长朱豪三断定是“土匪种”，果不其然，不管是逼上梁山，还是为了招安，余占鳌终于还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却了朱豪三那种豪强阶级的“心愿”，自余当了土匪大哥以后，土匪这两个字就与单家、官府成了整部《红高粱》3个鼎立的基点，也让余占鳌、朱豪三（于荣光饰）和罗汉（宋佳伦饰）这3个本剧最重要的男性形象的对照关系越来越明显，使郑晓龙版的《红高粱》可以脱离开莫言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的原有框架，构建起自己的格局，从此以后剧中所有的人物、事件也基本上围绕在这3个基点展开。

单家的两个女人，大少奶奶淑贤（秦海璐饰）与二少奶奶九儿（周迅饰）与余、朱、罗3个男人都分别有不同的事件关联或情感关系，就电视剧《红高粱》的人物关系而言，这5个人之间构成的是一种非常立体的联系，往往一对人物的矛盾发生后，需要另一个人物的介入来解决，虽然罗汉名义上只是单家酒坊管事的，但他对淑贤和九儿都有着不小的影响，有他在，令大少奶奶奶和二少奶奶的两次激烈内斗都不致二败俱伤，而且还能重归于好，表面上看，罗汉是单家忠心耿耿的“职业经理人”，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罗汉又是她们的主心骨。

本剧集将《酒神曲》和酒神的意象更多地与余占鳌切割，而完全归置于罗汉名下，宋佳伦饰演的罗汉一出场便是在酒坊里带着伙计高唱《酒神曲》，气势恢弘，在他们的身后往往还有一个或者两个女人的剪影，意境非常，其后这样的画面累次出现；那既是一种原始的、阳刚的现实力量，又是一种固执的、高尚的礼教崇拜，这两种东西在罗汉个性中兼具，让他可以作为单家“三十里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掌门人，而守住了酒神，也就守住了“红高粱”精神的本质――在这个故事里，满地的红高粱与红红的高粱酒之间一个是物的泛滥，一个是神的升华，缺一而不可。

剧集为罗汉增加了许多与高粱与高粱酒之的“对话”，在这个普通的酿酒师傅眼里，高粱不但是原料更是生灵，只有把高粱当成生灵一样尊重，才可能酿出上等的好酒；尤其是在老东家死后，三十里红秘方失传，需要重新研发秘方找回三十里红的“神”，这是罗汉作为一名忠诚的职业经理人的本份，更是罗汉作为一个信守传统道德和礼教的卫道士的义节，后来，豆官的一泡尿让罗汉可以重新破解秘方，其根本也在于他甚爱高粱酒，才可能尝到被童子尿过勾兑过的高梁酒。

剧集里，朱豪三与余占鳌之间持续多年你死我活的战斗，至不共戴天，但他们谁也没有把谁干掉，而罗汉始终是个冷静旁观者，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但他决不是不敢暴力；他的职责是维持三十里红可以传续，可以优质，保护好淑贤和九儿以及两个孩子；但当日本人的铁蹄踏上高密的土地，推平了他心爱的高粱时，亵渎了他心中的酒神的时候，罗汉则第一个揭竿而起，并第一个不惜为此献出生命，这时的罗汉已经不只是单家酒坊忠心耿耿的职业经理人，而自己化身为那个被他守候经年的酒神了。

剧集里，饰演罗汉的宋佳伦与饰演淑贤的秦海璐，有多场激情戏，但与余占鳌和九儿的激情不同，他们是两个长期为礼教和职守禁锢的人，罗汉对大少奶奶的感情，有爱，有同情，也有责任，更有敬重，那场“滚麻包”的激情戏，罗汉与大少奶奶的动作颇富节奏感，表现他们心里其实早已深埋的占有欲，而当事后起身，罗汉又极其不舍地蹲着身子挪到一边，将动作体验做到细致入微，以静态的动作呈现激荡的内心。罗汉深爱着淑贤，但也有过替九儿当人质的义举，电视剧就这样在朱豪三和余占鳌之外树立了一个传统道德的完人。

20多年前，电影版《红高粱》的罗汉饰演者是老戏骨滕汝骏，痩削而质朴，现在，电视剧版《红高粱》的罗汉饰演者是军人出身的新派演员宋佳伦，强壮而豪情，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罗汉更可能与大土匪余占鳌形成对应关系，虽然他作为单家的职业经理人在处理与县长与山大王的关系时，总要表现得小心翼翼，但骨子里的硬朗是包不信的，剧集里，宋佳伦的对话声音一直很低，含着，但同时他讲出的道理又总是很大气服人；在斗酒大会上的演出，则更是将罗汉那种骨子里的硬气和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当他一旦回到清醒中，即又可以沉静下来，尤其是给单家的两个女人，和剧外的女观众们以充分的安全感。

1980年代，银幕上姜文饰演的余占鳌的出现，带来观众的是个性和自由的冲击力，这种“冲击”之所以能形成“力”，亦在于那种个性和自由同样是当时社会的渴求，但今天，当中国社会已经渐渐完成对个性和自由的充分释放之后，传统的自我节制的仁义礼智信就又开始回潮，我想这也是创作者肯于在电视剧里罗汉如此塑造的原因，这亦是一种时代的需求，罗汉对于自己欲求的克制，对单家产业的职守，对大少奶奶情感的忠实，其实也都有眼前这个中国复杂现实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