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在作恶与从良之间的女权

司马平邦

李银河在一篇文章里说过，30年前，一个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判决为“被告人王XX，女，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的女性犯罪案例，到今天，会因了法律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定义和保护，而将其当年所犯之罪行转化成她合法的公民权利（如性权利），也因此，她乐观地评论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时代，是一个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感到庆幸的时代。

我估计，她若看过这部叫《幸福额度》的电影，一定会为自己的断定更欢欣鼓舞。

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幸福额度》正是这样一部试图将女权主义完全物质化（银行信用卡透支额度）、世俗化（金钱、财产）、交配权化（一脚踩两船式的恋爱）的电影，它一上来，就让一个美女（李晓红，林志玲饰）冲着你喊：

要王子还是房子？要幸福还是衣服？

电影到最后，仍然是这样一个相同的镜头，仍然是她在冲你喊：

要王子还是房子？要幸福还是衣服？

电影的故事是这样的，本来是双胞胎的小姐妺晓红、晓青因父母离异，变成李晓红和莫晓青，林志玲一人分饰两角，姐姐李晓红孟浪妖娆、拜金多情，妹妹孟晓青保守文静、执着真爱，因性格迥异，经历不同成长过程的姐妹在成人后也选择不同品质的异性做人生旅伴――《幸福额度》让林志玲一人分饰两角已颇为大胆，又让这两个形象一样的女孩成为电影的第一主角，而电影的全程其实正是两姐妹如何在理想和现实、物质和精神、感性和理性、情感和情欲之间做出多重选择的实验性过程。

李晓红将金钱做为性选择的第一要义，她是在满足物质需求之上才允许自己建立婚姻和爱情的人生大厦，莫晓青是在满足精神需求之上才允许自己建立婚姻和爱情的人生大厦，而同时两姐妹亦在自己的原则允许之下连续碰触不同性格、背景的对像，李晓红在一个成功的中年商人与一个自闭的大帅哥之间犹豫，莫晓青则在青梅竹马的穷光蛋和俯首贴耳的富家子之间踟蹰，同时，这4个可怜的男人除了她们之外（其实就林志玲一人）似乎没有任何重新选择的机会和权力，这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是他们情感、性与生活的惟一主宰。

所谓女权，能被一部中国电影膨胀到如此地步，其实已经超乎了现实它可能发生的状况极致，又如此赤裸裸，这在中国电影里还是第一次。

《幸福额度》强行给予两个天资与天姿均非常突出的女性以优先交配权，将李晓红和莫晓青两个性格、德行几乎截然相反的女人置于男女爱情的绝对主导地位，剧情也多多少少有点儿像逆向性别的“非诚勿扰”节目，虽然，故事的终局，两个曾经沧海的女人又都各归真爱，各自达成大团圆结局――其实现实中的她们能否也如此完美地找到这样的大团圆确实是个疑问，只是之前的中国电影并没有为这样的故事提供另一种非大团圆而愈发符合商业路数的创作经验。

但电影的情节是实实在在的，在两个人既追求王子也追求房子，既追求幸福也追求衣服的全部过程里，可谓苦辣甘甜遍尝。

李晓红将女权用到膨胀，膨胀到几近报复和做恶，莫晓青则先期保守而后期觉悟，她觉悟的标志，也是用这女权――情感和交配的优先选择权去做恶，伤害那个没车没房没钱的姜成（廖凡饰），当然，在最后时刻，她们都及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样可以淑女，一样可以端庄，一样在新组建的两性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权。

《幸福额度》把在当下残酷无情的社会竞争环境下组建一个合睦、协调的恩爱之家的责任完全抛给了女性，不知道目击着李晓红和莫晓青顽强驾驭着自己的情感选择权去获得更优化的交配权的时候，电影观众们，尤其是那些正当年的女性观众们对这对绝代尤物的选择是不是能真的认同，或者，是不是能够体验到她们处于女权最高端的时候获得的那种叫作幸福，同时又额度无限的神马和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