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对范冰冰和佟大为的《苹果》完全持否定态度，不知这是不是预示着这部电影在国内的放映将遇困境。
其实，被张宏森指责的《三峡好人》和《苹果》单纯从故事上讲都几站无可挑剔，也颇能表现当代中国某些角落里的人群生活，看《三峡好人》时，有几个段落让人要将有眼泪。
但中国导演同时也会犯一定的幼稚病，即不能处理好电影表现故事上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许多中国导演都愿意把自己的电影故事，明明是一个个体的故事，在最后时刻扩大成一个共性故事，电影里的强奸变成全中国的强奸，电影里的乱伦变成全中国的乱伦，电影里的贫富不均变成全中国的贫富不均，电影里的变态变成全中国的变态。
似乎没达到这样的立意，就没达到导演的主旨。
前几天看到的一部《窃听风暴》，一部德国人拍的，反映民主德国时代专制制度对人身权利的戳害的片子，与此相反，它正好把整个故事建立在一个已经被承认的苦难现实上，但最后却落到两个男人惺惺相惜的个性关系上――说这是种高级的导演手法，或者说这是德国导演较为宽容的艺术态度都不为过。
中国电影里的好多好故事，但都因烧了政府的屁股而不能上市，能不烧它们的屁股尽量不要烧，为好。
刚刚看过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故事其实不错，但电影中对上海人和东北人过度刻薄的表现，以及对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鞍山钢铁的否定，定然是不被官方和大众买好的，虽然它很得些影评人的看了，但中国有几个影评人是花钱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呢。又有几个影评人有调动观众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呢。
被影评人们肯定的片子票房上大多命途多舛，为观众喜欢的电影，大多为影评人诟病，这也是一种错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