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勇：最近有一篇文章刷屏，讲的是国内只有六省一市（广东和深圳合一的话是四省二市）有盈余，其他省市都是赤字。

各地财力差异虽然不能代表一切，也确实值得总结。

我把力鼎资本十年投资的状况做了分析，发现我们投资成功的案例跟这个结果几乎完全重叠。

这些年，力鼎资本在广深、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北京都收获了上市公司。

广东典型的有兴森、冠昊，浙江典型的有美力、寿仙谷。

江苏典型的有万林、金轮，北京典型的有探路者、天壕，上海典型的有古鳌、庞源，福建典型的有富贵鸟等等。

在其他区域，我们得到的教训大于收获，侧面验证这个财政收支的状况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跑过全国很多地方，依我的理解，这个状况可以再深层次挖掘和讨论一下，今天就借着“新三板文学社”这个地方写出来。

现代金融制度“劫贫济富”效应显著——我去过几个经济状况不太好的省，当地银行的存贷比极低，有些大行的存贷比只有20%，跟发达省份的存贷比差距很大。

也就是说这些落后地区的民间储蓄，只有20%用于支持当地的建设，其他都通过回存总行分发到发达地区， 实际结果就是落后的地区支持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分税制导致中央地方苦乐不均——分税制实施20多年，好的、稳定的税种归中央，使得地方财政收入跟中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涉及地方百姓的家长里短，最典型的如教育医疗，却要由地方负担。

如果没有卖地收入，地方揭不开锅是很正常的。

央企的走强加剧了地方和中央的差距——近年来央企在全国扩张快，手笔大，议价能力强，也是地方愿意招商引资的重点，但是央企的税收主要归中央，地方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但是只能分享部分税收。

区域间的不平衡只能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进行再平衡——由于财政的分配手段主要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化配置，使得大量的转移支付不能分配到可以产生税源的实体经济，进而导致不平衡继续加大。

所以，弥合区域间的不平衡，单靠限制土地价格，单靠产业政策，不在财政、金融体制上想点办法，这道题不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