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曾经的“逍遥谷评书论坛”与“中国评书论坛”）

评书文本之诞生与流传由来已久。评书，又名说书、评话、评词，本是口耳相传的通俗艺术，以声音为载体。然古代没有录音手段、广播系统或互联网，传播的范围仅限于现场，过耳即逝，只能靠下次再来听，于是书的内容不断流失，继传不易，由此文字的记录功能就自然派上了用场，有说书人自己整理的书道稿本，也有听书人根据回忆整理的“耳录”稿本，书道往往秘传，而“耳录”本传抄之余更有刻本行世，进而被人改编为不同的演义小说等，如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参考了话本《三国志平话》，而历代说书艺人更可说是《水浒传》的重要创作者。

历代话本占了我国传世历史小说相当大的比例，但这些文本多是后人或旁人的记录，基本没有说书人自身参与或授权。这个现象直到民国年间才有所改变，除了书场的传播外，广播等新手段的开拓让艺人更加开放，也开始编整自有书道稿本出版与进行报刊连载。艺人不再是被托名、盗名，而是正式成为著作人，出版走上合法轨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几次大规模推动曲艺作品的创作、记录与整理出版，并形成了编、演不同专业，使得评书文本的出版进入全新时期。这也正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评书文本的定义可广可狭，随着评书文本收藏的逐渐升温，各种相关或无关的书目均被归入此类，诞生了“类评书”、 “评书体”等等易造成误导的名词，似乎一沾此道便可鸡犬升天，一时间缺本屡现，冷门叠爆，而许多正宗的评书文本却乏人问津，甚至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本文中，评书文本中的“评书”不仅指北方评书，而应包括各种地方无韵、无伴奏的单人白话说书形式，南方叫评话居多；“文本”则指各种已印行（包括刊载、正式出版与内部出版等）的书物。

民国时的评书文本限于艺人的文化水品，以原书或书道直录，未经二次加工，语言多干涩，可读性不强。又出于市场考虑，热门书被无限拉长，枝蔓过多，造成无法收尾，如极具民国特色的长篇《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均未能完成。

新中国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第一波文艺高潮，当时创编的新书多是现代题材，传统题材的以继承、记录、整理为主。在文化部门的推动下，不少高水平的文化人士（包括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家、学者）加入整理阵容，形成了述、整分工的新体系，有的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整理小组。如北方整理陈荫荣《兴唐传》、陈士和《聊斋》、南方整理扬州评话王少堂《水浒》，都是重点试验工程。除对内容的取舍与整编外，试验重点是语言风格的方向选择:究竟要忠实原书更多保留口头文学特点，还是增以文学加工使其更能符合通俗小说的要求。如“王水浒”的整理曾经选取《武松打虎》一回出版了两种整理稿（一曰“整理本”，一曰“改写本”）以征求意见，全书统整时，仅为了定这个“调”，就花了数月时间多方讨论，实是用心良苦。从之后的出品看，基调还是以保留口头文学特点为主，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态度。书的印量一般数万册（这与社会文化水平直接相关，要知道那个年代识字扫盲还是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多则十数万，少则数千。与出版、刊载量相较，当时实际记录的文本量要大得多，但之后时代骤变，传统书生存艰难，在浩劫中毁失离散者不计其数，让人忆起每每扼腕。

文革后，随着刘兰芳《岳飞传》等书目的热播，评书人气急升，再现净街景象。同时全社会对文化产品特别是书籍的需求与日俱增，评书文本迎来了第二春。早年出版的评书文本多数得到了再版增订与续补，以各文艺出版社为主力的专业团队开始发力整编新本，其中尤以领跑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贡献最多，中国曲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等紧随其后。这一时期的评书文本出版有“三多”：一是印量多，一般印量扩展到数十万册，其中《岳飞传》、《十二寡妇出征》、《月唐演义》等数种首印即突破百万，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二是品种多，如仅论专著不算各种选集，81到84年的年出版量保持在十几种，85到87年跳升至年出近40~50种，88年达到顶峰，当年出版共6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评书文本出版总量迄今不过500余种，这一年就占了10%强）。当然我们看到，评书文本的出版相对于编整来说是有个滞后效应的，所以印量最大的时候出版量只是在爬坡，而出版量达到峰值时印量已经明显走低；三是作者多，除评书艺人轮番登场外，原说唱艺人“改行”之作亦屡屡得以付梓，再加上作为评书创编主力的专业曲艺作者们大展拳脚，一时间，真是繁盛如花。在语言角度，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偏重借传统而为己用，继承有之，发扬更多。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开始体现较明显的时代语言特征，赋赞减少，文风进一步走近通俗小说，题材内容的取舍尺度更为开放，民俗、剑侠、神怪、花袍带书亦终得登场。早期最受欢迎的是袍代讲史书，随着主要传统书目的面世和后兴起的武侠热，短打公案书逐步成为出版主力。另外，新编传统书目大量涌现（这与曲艺作家队伍的成熟息息相关），从书道到语言都多方借鉴各种曲艺、戏剧、民间传说等，同一书目虽有多本出版，但本本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随着开放的脚步走入八十年代后半，中国的通俗（流行）文化受到海外元素强烈冲击。评书文本亦难逃其劫，印数直线下滑，众多计划中待整待出的品种不得不搁置，尤其是很多分步整理出版的套书，著名者如马（连登）隋唐、丁（建中）西汉、袁（阔成）三国、张（国良）三国等，皆被迫成为断尾工程，留下永久之遗憾。此一波出版高潮延续至九十年代中期便无力为继，之后，除花山文艺、北岳文艺、大众文艺（原中国曲艺）等少数几家尚坚持再版外，大多数书目已绝版久矣，新本更是寥若晨星。

二十一世纪的来临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复兴，“非遗”这一把火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评书文本亦借风重生。根据申遗需要，这一时期的评书文本呈现“曲种多样、政府推动、名家带队、系列成书”的特点。挖掘需保护的艺术使得如“兴唐五传”（乌力格尔）、《常州白泰官》（常州评话）这样的冷门本子能获出版；申遗行为的政府性使得很多评书文本问世过程中都能见到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甚至总主其事的身影，尤以江南苏州、杭州、扬州等地最为活跃，其中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功不可没；申遗对传承人的要求使得名家效应进一步放大，我们熟知的当代名家如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连丽如、刘兰芳等均在近年有多种个人作品出版；评书文本的出版更具文化工程特性，由过去更多的民间散点自由市场行为导向系统整理，为获得更强社会效应，各种套集、系列书陆续面世。语言风格的取向回归为以保存传统为主，强调原汁原味地再现口头文学以及原曲艺品种的特征性内容，口述本直录增多，改编减少。但另一方面，风雨不留人，活跃于民国至新中国早期的大量老一辈名家此时多已作古，许多书目断传，欲振无力；而由于各种工程的时效性限制，文本的整理质量大不如前，甚至出现了以速记稿直接印行的尴尬状况，“量”与“质”难画等号。值得欣慰的是，民间评书爱好者们凭着一己热情和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平台，进行了不少自发的创编与文本整理补救工作，有的甚至将获正式出版机会。时代虽变，艺术的传承发展自有其生命力，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仍充满期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