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30原发于“中国书法江湖”论坛，最新增补2020-10-26）

大欧四碑盛名久著，各碑考据点真可称校碑领域的小学生入门课程，名家论断与著述代代相传早已趋于成熟，本无需我来罗唣，然而有时候所谓“常识”是相当危险的。黑老虎之所以会咬人，关键在于已有信息体系的不完善，这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条件限制。

因此，这回重审各碑，希望能尽量跨出一步，从零点的各不同侧面试图再次挖掘真相，无论结论如何，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前面虞恭公碑以写法而非字损考据推翻了陈慵跋本的北宋拓基础，皇甫诞碑的情况则更加有趣。

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熟悉的皇甫“裂纹校碑法”，这个法则的定义是这样的：北宋早拓裂纹至五行，北宋拓至七行（有说八行），南宋拓至十一行（一说十行，一说十二行），至明初全碑贯通，之后又分“线断本”、“断后本”等等诸种。看看这个法则多透彻明白啊，想象着一条小细线自右至左步步侵入，如小孩子成长一般，直至贯通全碑，于是我们也可以步步有据断代分明……………………这样没错了吧？

错了！而且错得十分离谱。如果按这个顺序来校皇甫的宋拓本，实在是一种灾难。

为了彻底厘清情况，我们有必要先准确罗列这所谓的细线“裂纹”究竟是在什么位置。这里是我从现存宋拓印本中整理出来的实际相关字（先列十六行）：

首行“碑”字（裂纹过上“之”字右下角而不损及字），二行“于”字（裂纹过下“赴”字左上角而不损及字），三行“叶”、“抗”字，四行“表”、“其”字，五行“曜”字（裂纹过上“阙”字右下角而不损及字），六行“骠”字，七行“居”字（裂纹过下“贞”字左上角而不损及字），八行“匡”、“救”字，九行“光”字（裂纹过下“上”字左上角而不损及字），十行“镇”字（裂纹过上“作”字右下角而不损及字），十一行“除”字，十二行“恤”字，十三行“政”字（裂纹过下“术”字左上角而不损及字），十四行“加”字（裂纹过上“以”字右下角而不损及字），十五行“皇”字，十六行“并”字………………

再来说说我补校采用的拓本，一为王懿荣本，北宋拓；二为何绍基本，北宋拓；三为四欧堂本，北宋拓；四为伍元蕙本，南宋拓；五为文后山本，南宋拓。此五本之组合保证了考据的均衡，赵声伯本与王懿荣本面貌差异较大，难以互证，所以我一直说第二个北宋拓的出版十分关键，幸近年四欧堂本与何绍基本先后面世，至此很多疑处不再是孤例，而形成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五本中王懿荣本与伍元蕙本填描较少，因此我基本是以此二本为第一证据来源，而其它三本为辅助校验。要知宋拓本历经岁月多有涂底，考字已不易，考那如线般的裂纹更是让人思而生畏，常要在蛛丝马迹中剥丝抽茧，如探案一般。看多了，对各本填描思路有了大致掌握，难度才慢慢下降，所幸结果相当令人欣慰。

这些古纸告诉我们的真相是：裂纹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生长的。

现有五拓中裂纹的踪迹兹罗列如下：

王懿荣本：一至八行、九行（半裂，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行、十一行（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二至十四行，十五行后踪迹很难辨别

四欧堂本：一至八行、九行（半裂，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行、十一行（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二至十三行，十四行由于涂墨多存疑，十五行后踪迹很难辨别

何绍基本：一至八行、九行（半裂，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行、十一行（与南宋拓差异明显）、十二至十四行，十五行后踪迹很难辨别

伍元蕙本：一至十四行，十五行疑为填描待查，十六行

文后山本：一至十四行，十五行疑为填描待查，十六行

如何？和上面的法则一比，混乱了吧？http://www.shufajianghu.com/bbs/static/image/smiley/default/lol.gif

根据这些证据，可以得出的结论为：

一、宋时裂纹很可能为原生多发性，非单自右至左延伸。以前十六行看，北宋当时可能有两条裂纹（一至九行一条，九行至十四行一条）而几未裂连，后随着裂纹的双向延伸在南宋时彻底裂连，合二（或三）为一；

二、所有所谓裂几行几行的论断都是未经细查所致，包括以质量不佳的印本参照的结果。北宋时可非常清楚看到连十四行都有裂。

偶的PS水平与摄影水平持平，所以请大家对这个草拼的图原谅则个。

这是北宋拓第八至九行当裂纹处（采自王懿荣本）：

可见两条裂纹几未裂连，可能有极细的纹穿过“光”字末笔，笔划损泐不明显。而且两条裂纹也不在一直线上，仅大约平行而已，更加证明非单向生长：

至南宋时（采自伍元蕙本），两条裂纹在“光”字处彻底形成折形连接，由此“光”字末笔显损：

连起来是这样的：

除九行“光”字外，十一行“除”字北宋与南宋拓差异较大，北宋时裂纹穿过但笔划基本不损，南宋时由于裂纹渐宽，“除”字中间笔划已损。

说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可以从此将皇甫“裂纹校碑法”放一放了。“仅裂五行”的赵声伯本印本欠缺层次，面貌与它大不相同，甚至难以构成承续性。可能有二：一者此本关键考据字多处填描，二者宋初时碑面有大变化。此本已不知下落，观各著述人之叙述应无一亲见原本，皆以有正印本校碑，因此已无实证可考，暂不列入讨论。

裂纹不堪考，只好回到传统的校字考法，没想到这也不轻松。手边校碑材料中所指考据处竟然大多不确，且各家相互矛盾，前后时代混乱及被印本蒙蔽者屡屡发生。我只好采取最笨最笨的法子——一个一个数，望能正本清源。这里主要列出区分南北宋的一些常用考据（验证有效者以蓝色粗体显示；凡实际无效的考据点在前面括号加注，仅作记录）：

    - （无效）首行“皇甫府君之碑”之“碑”字，实际在碑折前都没有太大变化，当裂痕处字只微损（王懿荣本此字下部湮墨，并非已损；文后山本描）。

    - （无效）四行“是以车服旌其器能”之“车”字损左上，“服”字撇捺交处有泐痕，南北宋无差（文后山本描）。

    - 五行“散骑常侍”之“骑”字北宋拓马部首横完好，南宋拓首横已连上石花（文后山本描；此字可能非损在南北宋间而是南宋某时，伍元蕙本中上石花虽大于北宋，但尚未连及首横，应稍早于文后山本，当然亦有伍本填描的可能性，但伍本全本无其它填描迹象，因此并无确凿证据指向此结论）。

    - 五行“车骑大将军”之“车”字北宋拓完好，南宋拓框内右上泐（文后山本描）。

    - （无效）六行“骠骑大将军”之“骠”字，当裂痕处笔划只微损，南北宋无差（文后山本描）。

    - （无效）七行“居贞体道”之“居”字仅中竖笔泐粗，裂痕过右下角而不损笔划，南北宋无差（文后山本描）。

    - （无效）九行“则誉光上客”之“誉”字北宋拓捺笔完好，南北宋无差。

    - （无效）十行“作镇铜梁”之“作镇”二字完好，当裂痕处基本不损笔划，南北宋无差。

    - 十行“授公益州总管府司法”之“司”字北宋拓口中未泐，南宋拓泐（文后山本描）。

    - （无效）十二行“时绝权豪”之“权”字首点损，下部结构一、二小横间右侧泐连，南北宋无差（四欧堂本描）。

    - 十二行“时绝权豪”之“豪”字北宋拓完好，南宋拓下撇与勾笔间有泐痕。

    - （无效）十三行“授尚书右丞”之“丞”字右下笔划间已泐连，南北宋无差。

    - （无效）十五行“荣甚绣衣之使”之“衣”字左下半已全泐，南北宋无差（文后山本描）。

    - 十八行“痛杨君之栋折”之“杨”字北宋拓完好，南宋拓下勿部内笔划泐连（四欧堂本为纸损，非字损；文后山本描）。

    - 二十二行“参综机务”之“务”字北宋拓未损，南宋拓全损（何绍基本为纸损，非字损）。

    - 二十三行“永表芳烈”之“表”字北宋拓基本笔画光涓，南宋拓各笔划端有轻泐（此字可能损在北宋某时，四欧堂本中亦笔划端有轻泐，应稍晚于其它北宋本）。

    - 末行“欧阳询书”之“欧”字北宋拓漫漶极甚然尚略具字形外轮廓，南宋拓外轮廓已完全不可辨（四欧堂本此行为明拓补入）。

    - 另外，前述十一行“寻除尚书比部侍郎”之“除”字也可区分南北宋；九行“光”字待考。

除区分南北宋拓之外，南宋拓与明拓的界限说得更少，而同样大多不确。

以西泠木夹子明丞然本对校，七行“孝穷”（除“孝”中一小泐外基本完好）、八行“救”（小泐，文后山本描）、“囊”（左上有小片石花，四欧堂本与文后山本描）这些考据点南宋与明本实无二致，不知所传何来。有差别的是：

    - 六行“父璠”之“璠”字宋拓笔划损而未泐连，明拓泐至无法辨认

    - 末行“欧阳询书”之“欧”字宋拓漫漶而未挖，明拓挖为“殴”状

木夹子中缺页，所以无法考证三行“当时”字情况，待查。另外，碑折后多损二十多字，包括首行“碑”字全失。

校碑补述如上，最后来说一下新中国后的印本：

- 王懿荣本（又称刘健之本），北宋拓，拓工精且几无填描，现藏北京故宫。最佳印本空缺，较好的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法书萃英”黑白凹版印本等，原色仅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碑刻全集》印，但缩小且图版素质不高，其余黑白翻印本无数。此本原拓每行十字，因为册子尺寸高大，自民国至现在一些印本采用了重新割行的办以保持原大，所以除每行十字外，还可见每行七字、每行八字等版本，宜细审。

- 何绍基本，北宋拓，现藏北京故宫。较精的有中华书局“三名碑帖”原色简装本；另有作家出版社“中华法书文集”原色蝴蝶装册页本，惜略缩小。

- 李慎本，北宋拓，现藏上海博物馆。唯一出版印本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所印原色蝴蝶装册页本，极精。

- 四欧堂本，北宋拓，可能为其中较晚者（二十三行“表”字各笔划端已有轻泐），碑左上漫漶处补以清拓三监本，但补字不涉及宋拓考据，有涂底所以界格基本不见，现藏上海图书馆。唯一出版印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所印原色蝴蝶装仿真册页本，极精。

- 伍元蕙本，可能为南宋拓中较早者（五行“骑”字马部首横尚完好），几无填描，原日藏。唯一出版印本见日本清雅堂线装黑白珂罗本。

- 文后山本（又称明库装本），南宋拓，在几本宋拓中填描最多（均为淡墨易辨），但拓工精，裱时剪动最小，保留界格等信息多，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最佳印本为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原色经折装册页本，极精；另有东京书籍“中国碑法帖精华”、二玄社“中国法书选”、同朋舍“书学大系”等黑白印本及众多翻印。

最后再说一个新的发现：对目前北宋四本加民国时印的赵声伯本、孙承泽本（皆北宋本）进行二十二行“务”字数字取样比对，其它各本虽拓工纸墨与印本质量不尽相同，但字形均能基本吻合互证，唯有四欧堂本“务”字呈一定角度右倾（当然不排除是装裱单字剪贴倾斜所致），即使调整角度后，笔划也显示明显畸变，尤其左上部与右下部，连笔势都有差异，基本可以确定此字经过填描，且是参照了其它北宋拓的。由于四欧堂本有重墨填底，已几无纸面细节，其填描程度难以准确估算，那么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其为北宋晚本，此时“务”字已开始增损，经填描补全，具体增损程度无法判定；二、结合二十三行“表”字的考据弱点，其下限可能为南宋本，“务”字为整个描出，而其它北宋考据同样为填描得来，描手极精。具体答案如何，还需用更多手段检视原拓方可揭开。

其他现知藏处的宋拓本：北京文物公司藏乐守勋本，南宋拓，见《中国石刻大观.资料篇》与《中国书法名品展》共载五面，考据有效；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林朗盦本，宋拓，曾多次展出，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