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开好民主公开的水价听证会

文/魏英杰

16日，北京市举行水价调整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采用了网络直播方式。与会的市发改委官员总结到，会议的氛围很民主，是一次非常成功、非常高效的听证会。

采用网络直播方式，确为类似听证会罕见的创新举动。至少比起哈尔滨刚举行过的水价听证会，这场听证会在公开程序上做得更好一些。据悉，那场听证会不仅出现消费者代表怒扔矿泉水瓶的场面，还发现有消费者代表其实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潜伏人员”。

话说回来，听证会出现混乱、掺假情形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恰恰反映了一些所谓听证会的真相；会议开得平稳有效，却也未必就是好事。一些有组织、有预谋的会议，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说北京这场听证会，虽然事前对所有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进行了公示，然而其组成结构和方式仍然存在若干欠缺。

譬如，参加会议的10名消费者代表是由各消协推荐的，真实身份并未公开，而只是注明“消费者”。其中一位在会上自我介绍时，人们才得知她原来是街道党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同时还是区人大代表。另外，至少有4名代表和水务行业关系密切，却分别代表着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用水企业和经营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

当然，质疑这些代表的资格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其产生方式本来就是由相关部门和协会组织推荐的。采取这样的办法，从操作上就不符合科学、正规的程序要求，因而很难真正具有代表性。由此来看，怎样开好一场民主公开的水价听证会，光有勇气面向市民还不够，更要看能否从程序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义。

就代表资格的合法性而言，通过电话报名、进而随机抽取的名单，无疑会比部门和组织推荐更为合理、公正。（当然，这里也会存在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可以看到，这次通过电话报名的市民，却只是成了不能发言的旁听观众。从议程设置来讲，会议事先拿出涨价幅度及具体推行的两种方案，也不妥当。为什么代表们只能在两种涨价方案中选其一？难道就不可以谈论能否降价？既然是听证会，除了论证涨价外，还应当可以提出降价的动议，甚至不直接涉及价格调整，而只是对水价成本进行审核、质询。否则，这岂不应了舆论所说，所有的水价听证会实际都是“涨价听证会”。

为什么国内的水价听证会普遍都是摆形式、走过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对城市居民用水的性质定位不清，或者刻意规避政府自身责任，甚至还要从中获取财政收入。事实上，倘若界定清楚城市居民供水属于公用事业范畴，根本用不着开什么听证会，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政府部门都应该着手对水价成本进行核算，然后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政策性亏损补贴或事业补助。人大也应介入其中，为老百姓说话。毕竟，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公司固然可以市场化运作，供水价格仍然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的——关键就看政府部门怎么看待城市居民用水的性质了。

这也说明，政府部门拿着涨价方案召开并主导听证会，本身不无代表经营者来和老百姓博弈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替谁说话”的问题。据悉，这次北京上调水价，供水公司拿到的费用不到50%，大部分交给了地方财政，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之所在。这样的听证会开得越成功、越高效，老百姓的利益就越可能受到损害。

200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