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会屈服于学术量化考核制度吗？

文/魏英杰

前一段时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提到有的学者在计量考核压力下，一年写了5篇论文，却完全是无用的废品。对此，该校副教授刘擎先生日前撰文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在计量考核制度设计上，而在于对这一“工具理性”原则的产物的“非理性滥用”。解决“学术成果泡沫化”问题，不仅要对论文产量有下限要求，还要附加上限规定：对每年发表10篇以上研究性论文的作者，必须予以严格复查。

原以为“上限说”无非是一种反讽策略，因为学术成果量化考核制度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其中弊端早为学界熟知。但从文章里却看不出有任何“黑色幽默”的味道，刘擎先生为量化考核制度辩护的态度却是十分明显。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并不反对学术成果的考核制度，相反，我认为现代学术的有效生产离不开制度化考核的框架。我甚至同意，现代社会不得不用“数目字”来管理……”不得不遗憾地说，为论文产量设“上限”的作法，对于治理学术成果量化考核这一学术沉疴无异是隔山打牛，毫无建设性可言。

“学术成果泡沫化”不过是量化考核制度的其中一块疮疤，并非症结所在，更不能用制度“总是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来解释。这种“数目字管理”方式表面看上去很美，在国内现有学术体制下，却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偷懒的学术考核办法。

对于一项学术成果，最重要的环节是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估。这一环节应当由多方面互相把关、认定，至少应当包括高校学术委员会以及学术期刊等评审机制。但在高校学术委员会行政化、学术期刊功利化的阴影下，学术委员会无法“学术自主”，学术期刊则沦为版面“交易所”，从而无论在哪一个环节，对学术成果的质量监督大多付之阙如，实际上也就没有一个机构或个人需要为学术成果的质量担负责任。而众所周知，目前高校的学位、职称以及研究项目资金的发放和考核，完全依赖于这个只有数量要求没有质量监督的考核制度，这岂不是一种最为偷懒的学术评估体制？

学术成果量化考核的致命要害在于，它实际上是学术计划性思维的产物。计划性思维对经济发展的坏处，经由多年来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恰恰是在最不可能“计划”的学术界，不仅至今阴魂不散，甚至仍然主宰着整个学术生产机制。学术是智慧与灵感的产物，智慧和灵感又怎么可能计划？这种基于计划性思维的制度设计不仅钳制了学者的个性和灵性，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其所设定的目标。这样的学术体制不破除，学术成果泡沫化、学术论文垃圾化以及各种学术腐败现象便将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刘擎先生之所以为量化考核制度辩护，大概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学界如果真的取消了计量指标考核，那么在大学之间以及在学者之间，各种资源的分配就可能丧失了多少还算公正的依据。”但这种说法纯属本末倒置，事实上恰恰是计量指标考核制度造成了学术不公的现象。很简单，正如单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势必造成官员大肆追逐“政绩工程”一样，如果仅仅从量的要求来看学术成果，那些热中于“跑量”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更容易得到研究资金，而这对于那些坚守学术良心与规则的学者将造成伤害，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学术败局。这并非危言耸听，前一段时间百余名高校教授联名反对学术腐败，正是对高校不良学术体制的一种反弹。

有专家说，陈景润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按照目前评价标准，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工作都可能会成问题。言下之意，就在今天，也许有许多很可能成为“陈景润”的学者，正处于维护学术良知与屈服于这种破坏性学术制度的两难境地，进而不得不奔忙于跑研究项目、拿资金，指导研究生炮制学术泡沫。

因此，解决学术成果量化考核的根本途径，并非什么设置论文发表数量的“上限”，而在于革除学术体制的计划性思维，一方面抛弃量化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割断学位、职称评定与学术期刊的暧昧关系，回归学术的自主地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委员会，完善学术质量与监督体系。

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