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赛先生”立几条规矩  文汇深呼吸;“科学与公众”系列报道之四

     科学界有义务和责任向公众传播知识，解释科学和技术问题。但，怎么才能做好？

     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需要许多人像接力跑那样一棒棒衔接、传递；类似地，科普要走到公众中间，也要设计合作的规则。

     

 给科研者“捆绑”科普义务，可行吗？

     仅以“社会责任”来号召科学家与公众对话，显然不够给力。于是有学者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给科研者“捆绑”上科学传播的义务。

     这种做法在国际上相当普遍。英国粒子物理与天文学研究委员会鼓励接受其资助的机构和个人，将资助资金的1%用于科学传播；美国科学基金会制定了“广泛影响评价标准”，将公众参与度作为是否拨付经费的一项评选准则；欧盟则要求受资助的科学家签署一份协议，承诺“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定期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

     然而，要推广国外的这种做法，国内诸多科学家排斥心很重。在记者采访中，大多数人对此的反应是：没必要吧！

     一位研究员说，他的成果成就了好几家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了税收，这已经给了社会回报，至于公众是否了解和理解那些成果，“没那么重要”。更多人的想法是，把研究经费拿出一些做科普，值得吗？会不会被认为是花钱炒作自己？

     实际上，科学家不热心科学传播的现实尴尬，反证了制度约束的必要性。国内一些政府部门已有所动作。去年颁布的《上海市科技进步条例》第35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的科研项目，适合科普的，项目管理机构应当在合同中要求项目承担者提交关于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的科普报告——这正是“强制”科学家做科普的一条规定。

     不过目前，这个《条例》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有专家指出，应该明确科研经费中用于科普的比例，同时要有科普效果的评估方法，以求落实。

     

 研究院所能不能设立“科普团队”

     善于把专业知识用百姓能听懂也爱听的话说出来的科学家，并不多。科学家多在专业圈子里与同行互动，说话不必周全，有时哪怕说半句，听者也能明白。但跟外行谈专业，包括跟许多媒体记者谈，就有讲究，得尽量说周全、说清楚，不走样、不走偏，不致引起误解。在这个热点频出的年代，没点说话的本事，科学传播不仅效果打折，还可能给科学家自己带来“挨板砖”的麻烦。

     “单靠科学家，做不好科普。”中科院上海分院分管科普的副院长张旭说，科学家有义务提供科学传播的“原料”，但随后的制作，可以由专业媒体人操刀，因为他们更了解公众的关注点，表述能力也更胜一筹。

     不过在专业媒体人“炒菜”，也就是“原料”下锅前，还得有个“初加工”的过程。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科普主管汤海明认为，每个科研机构内部，都应该设立一个专业的小团队，负责从各个科研团队挖掘有价值的科普内容，经过“初加工”，提供给媒体人；有时也帮着媒体人完成最后制作，在专业问题上释疑解惑和把关订正。同时，公众和媒体的需求，能通过这个团队传递给相关科学家，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媒体“请不动专家”或“找错专家”。

     在研究院所内部搭建这样的团队，有可能。上海天文台佘山站站长林清说：“不少出色的科普作者就在科学家身边。”比如有位天文艺术家乔恩·朗姆博格，以银河系为题材，创作出了广受赞誉的绘画、园林等艺术作品——他为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当了20多年助手。

     问题是，国内的科研机构愿不愿意拿出资源，支持这样一支团队？现状是，有做科普的热情、也有能力的人，在研究院所里往往“边缘”，弄不好还会被视作不务正业。因此，一个完善的科普制度不仅要约束科学家，更要对研究院所提要求、定指标。

     

 科学家也会故意“不把话说全”吗？

     “这项研究是否危及公众安全？”“这项技术是否会对环境产生潜在危害？”采访中，当记者将公众的疑虑带给专家时，对方常要求“理解我们的难处”。

     有时候，科学家会难得地“主动出击”，策划科普宣传。这种“反常”传递的信号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项目。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打消公众顾虑。

     对一项利弊兼有的技术，科学家也会故意“不把话说全”吗？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李大光说，科学家并非圣贤，也是利益中人，也会回避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告知他人。从申请科研经费到最后的产业化，科学家们实际上都绕不开利益的考量。当然这有底线。不排除少部分人利用公众对科技的信任，一味为自己谋利。

     面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张旭说，要靠科学家凭职业道德作出取舍。公众之所以信任钟南山院士，因为他在抗击SARS时展现了科学家的良心与责任感。在厦门的“PX化工厂事件”中，正是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院士的实话实说，公众利益才最终得以保护。

     但自律并非总能奏效，比如当年说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严重负面影响的是环境学家，而非核科学家。因此在科学传播中，必须设计利益制衡机制，包括搭设平台，让不同学科和利益背景的专家同台亮相，对科学项目充分发表不同看法。

     现实中，国内科学界内部的“相互照顾利益”和“互送人情”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要形成制衡，让科技走在造福社会的正道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否则，公众很难看到可信可亲的“赛先生”。

     本报记者  许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