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级市也想搞个“城市精神”，这是到该市挂职的一位友人告诉我的。友人在当地不是最终决策者，但参与决策过程。至于“城市精神”是什么内容、怎么表述，很让领导们费神。可用的词语不多，既要有一点本地特色，还不能与已经搞得相当热闹的那些省市的口号重复，这着实不容易，因此至今尚未确定。或者说，此事还处在酝酿阶段。

　　我面带欢笑听他说完，然后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先作了些铺垫。

　　我问友人，与他关系密切、他熟悉秉性的亲朋好友有多少？当然，我指的是成年人。

　　友人说了一个大数：50个左右吧。

　　于是我提出了问题。在本地这个已经高唱“城市精神”的地方，他的这50位亲朋好友中，有几人受到了“城市精神”的感染、熏陶，甚至因此提高了精神境界、道德水平，提高了工作创造性和专业能力？

　　友人翻着白眼想了半天，尴笑着摇了摇头。

　　我接着问第二个问题。有多少老百姓关心这种“城市精神”？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会太精确。

　　又是白眼和尴笑。

　　我继续问道：那么，搞这种“城市精神”还有意义吗？

　　友人答：现在人人都搞，我们市也不能落得太后啊。况且，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作为嘛！

　　话说到此，我的毛病又上来了。我不再让他说话，自己开始侃侃而谈。我一般在两种情况下犯这毛病：一是酒喝半醉时，二是情绪激发后。

　　第一，人人都干的事就一定是正确的事吗？显然不是。如果有一事，虽然人人都干，但却干得没有意义，那么你不去干不就显示出你的高明和高尚吗？

　　第二，什么是积极的作为？能产生明显有效的社会积极效益的事才是积极的作为。花了许多精力、投入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搞的东西，如果没有什么社会效果，那怎么称得上是积极作为呢？充其量只是花样百出的自娱自乐而已。这种事如果说还有什么积极效果，那更多的是让上级领导感觉精彩。果真如此，那就让人痛恨了。

　　第三，当今的中国，已深陷于道德沦丧的危机之中。因此，道德提倡是必要的，但不是这种飘在空中的口号式教育。如果真有心提高社会道德水平，那么要让百姓在生活中感受到道德的积极意义。前一阵百姓都在关心那位徒手接住坠楼婴儿的“最美妈妈”吴菊萍，一个象她这样的人对百姓的正面教育远远超过下大力气搞的什么“城市精神”、下大力气层层推举出来的“城市榜样”或“道德模范”。可是对吴菊萍这种人物有多少高层领导给予了关注？官方人士和媒体给予的关注又含有多少真情和人性的成份？

　　第四，中国的道德危机关系国家政权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再说严重一点，它决定几千年中国文化还有多大的生存和传承能力，只不过现在没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个严重性。这个危机的形成不是一件两件事造成的，更非一年两年之功。要解决它，必须从执政党、政府到全国普通民众同心协力去应对。倘若三心二意、虚情假意或同床异梦，大家最终都会倒楣的。

　　第五，从孩子抓起。在小学和中学的语文、历史、品德教育中，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深深地蕴含其中，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道德和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重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如此，通过两、三代人的教育，或许可以重新恢复中国的优秀传统和道德。再也不能只把中小学教育当作简单的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了，再也不能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空洞、虚无的政治教育了。

　　我谈得天花乱坠又有些得意忘形时，却突然发现友人不见了。他不可能是被我说动了因此想急切地回去、勇敢地向他的领导表达这些想法的。必然是厌烦了我的说教，匆匆逃离的吧。

　　我是喊他回来呢，还是随他一意孤行呢？他走了那么远，能喊回来吗？即使他回来了，我的这种奇谈怪论，能指望他听进去多少呢？如果他确有胸怀听得进去，又有多大的魄力和能力去改正呢？

　　真让人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