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后几年，我随大流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始终是些零碎知识，难以形成体系，而且容易受价值观影响，有些甚至是“越读越糊涂”。直到接触了经济学，多了这个分析工具，眼里的世界才慢慢清晰起来。观察到一些现象，下意识会问“为什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作价值观或道德上的评判。

和我们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这类自然科学的问题不同，经济学的问题都和人有关。货车为什么普遍超载？外商为何要验厂？人们为何会在宴会上点过多吃不完的菜？出租屋的水电收费为何会比普通住宅的贵？左思为什么不收取《三都赋》的版权费？能收看TVB的广东地区观众为何无法看到原来的广告？山边的泉水为何不收费？医生为何会滥开抗生素？……这些问题，道德论者会有一套答案，而经济学的是另一套。

既然经济学和人有关，就避不开政府。人们经常把对改善社会的美好愿景，寄托在一些政策的实施之上。比如，通过劳动法案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劳动者有薪假期，制定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用反垄断法约束卡特尔保护消费者……这些政策在公众眼里普遍是正面和善意的，他们以为能够凭此保障或增加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经济学的分析，直指其非，如同一个总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破坏美好愿景的恶人一般。

至于经济学对这个社会是否真有影响力则另当别论。中国传统读书人多有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更愿意赋予经济学“经邦济世”之功利性阐释。但伟大如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担任过两任总统非正式顾问，亲自主持电视节目向公众宣传自由市场和普及经济学知识，他晚年时还说自己的影响力为零。这并非故作谦逊之语，而是源于对这门学问的深刻认识。自然科学人们容易取得共识，但经济学分析的是约束之下人的选择行为，除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困难之外，更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有不同诉求，“共识”何其难也。

经济学虽然没有改造社会的功效，但对增进个人逻辑思考能力、拓宽思维却是大有助益的。梁任公初读龚定庵文集，慨叹“若受电然”。读经济学，我虽后知后觉，苦思冥想之后也过多次豁然开朗若受电然的感觉。这里与大家略为分享一二。

首先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一种表述，是说产权明确且交易费用为零，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影响使用效率。就是这样一句似乎非常含糊笼统的话，是我初读经济的最大障碍。翻来覆去看原文，也看过不少人的转述和分析，依然感之似是而非。我觉得最主要的关卡是价值观的影响。从一开始囫囵吞枣读下，慢慢琢磨，到终于一天不知怎的脑子如触电般，忽然就转过弯来了。

还有就是费雪的利息理论。这本格言比比皆是的书，虽有陈彪如先生的上佳译本，但并不易读。收入、利息、财富、投资等术语，在费雪那里，构成的是一个逻辑那么严谨、清晰的体系。资产的价值，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投资是消费在时间轴上的权衡。每个人存在不同的不耐度（即时间偏好），他们通过市场交换，最终时间偏好在边际上相等，形成了利率。理清这些，一片澄明，喜难自禁。

可以说，反复揣摩过科斯定理，一个人就不容易再滑进道德观、正义论的泥沼里，也不容易受到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先验主义观点吸引。而理解了费雪的利息理论，知道利息不过是提前消费之价，会洞悉所谓“剥削论”的观点错在那里。

无论是科斯定理还是费雪的利息理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从张五常教授书中接触到的。而我的经济学启蒙，正来自他早期的一些书，如《卷帘集》、《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等。这种独特的经济散文，谈天说地甚至诗词歌赋之中间杂学问，让没学过经济的人也读得进去，不知不觉中接受产权、交易费用、市场等概念。

至于《经济解释》，更是洛阳纸贵，一剑霜寒。可以说，这本著作已产生的以及将会产生的影响力，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武断的假设，简单的理论，容不得逻辑上的一点尘埃，面对复杂世界抽丝剥茧，无论解释还是推断皆让人叹为观止。而上头成本、租值消散、挤迫理论、仓库理论等等分析，更是星汉灿烂，异彩纷呈。

记得第一版《经济解释》面世后，我根据网上资料制作了chm格式的电子书，流传甚广。一次张教授在某大学讲学，有人拿我这个版本打印出来找他签名，他打电话来“兴师问罪”，当然是开玩笑的。倏忽十许年，《经济解释》从三卷变成了五卷，我则从当年“非法编书”，到如今参与编辑五卷本，可谓躬逢其盛与有荣焉。这次编辑，历时经年，斟字酌句，有疑问的随时请教，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大约从2007年开始，我相继为多家报刊杂志撰写经济专栏，持续了七八年。本书文字主要来自这几年的专栏。这期间，我还在企业从事IT管理，看到了企业主经营的殊为不易，也看到了企业和客户、供应商之间以及内部管理各种合约的精彩，对何谓“真实世界”多了不少认识。

囿于专栏篇幅、体例和阅读对象，这些文字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多从时事或身边事入手，试以经济学理论作解释。时间跨度多年，有不同的理解层面，疏漏难免。但写这些文字之时，“成本”、“交易费用”、“合约”等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近几年多次有出版社相邀，主要是自己的疏懒，没心思去整理文字，最后都不了了之。直到高小勇老师有一天微信发来信息，说正与出版机构策划丛书制度性推广“经济学帝国主义”，邀我“入伙”。他多次督促，有考拉看看的策划，终能顺利成书。

感谢张五常教授为本书写的序言。在经济学的寻常巷陌里行来行去，东张西望，我并非奢望会踩中什么，或是期待有“万一谈经引到渠”的幸运，而是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吧。

                                                                                                          江小鱼

                                                                                                         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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