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又是杜甫？

南大张生

最近，杜甫“很忙”。一个已经去世了很多年，长期被视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代表的诗圣，被涂鸦成各种状态。义愤填膺地谴责，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又一浪的恶搞。怎样把创造力引导到不那么无聊的事情上，是整个社会需要反省、并身体力行的。

不过，杜甫被刻画成我们不认识的形状，并非自今日始。

1971年11月，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充满“解构”意味的大作，所以，经常在和研究生讨论“后现代”时引用到。

《李白与杜甫》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杜甫》，首先讨论了“杜甫的阶级意识”。郭文引用《三吏》、《三别》，提出：“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郭文接着引用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说，三重茅的房屋冬暖夏凉，有时候比瓦房还讲究，“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当时，杜甫得到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严武的帮助，在成都蜗居。因《唐书·严武传》有严武“或有一言，赏至百万”之记载，郭认为，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为严武歌功颂德，因而揣测，杜甫“不知道要得到多少报酬了？”

《关于杜甫》接着讨论了杜甫的门阀观念和功名欲望，说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鸣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转化为很强的虚荣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杜甫的这种“毛病”，从古到今的文人大体概莫能免吧，但一个批评别人的人，总是应该反躬自问一下的。

郭先生考证功夫十分了得。杜甫在夔州写了首诗，云：“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郭说：“《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与千户侯等’。但在杜甫看来，还不足以相等。他在夔州呆了‘三年’（仅三个年头），对于下里巴人所唱的歌曲，实在听饱了，听厌了”。郭先生进一步分析，这些果园其实是劳动人民代杜甫耕种的，而且杜甫还养了将近100只乌骨鸡，“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

郭文还讨论了杜甫的宗教信仰，认为他与其说是诗圣，毋宁说是诗佛。

郭文高潮，是讨论杜甫吃了腐败变质的牛肉、又得白酒催发毒素不幸身亡的问题。豪饮肉食，古今爱好者甚众，只怕无关道德。但郭文说：“总之，杜甫的嗜酒并不亚于李白，有他的大量诗篇可以证明。新旧研究家们的眼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因而视若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是值得惊异的。”不喝酒就可以“道貌岸然”？或者说，喝酒的就无法“道貌岸然”？不过，这不是大事——原来，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看上去道貌岸然、其实不配道貌岸然的。

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杜甫的形象在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心目中，大概是千差万别的。但如果本着慎终追远的敬意和中夜扪心自问的良知，总是可以更接近一些前人的真面目的。毕竟，我们也将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