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农历新年之前，南京《服务导报》准备过年期间的特刊。当时的《服务导报》很有特色，一度号称“北有《北京青年报》、南有《服务导报》”，每年过年，都会挑选当年的“流行词”，加以解释和演绎，作为对过去一年的回顾和盘点。我选了20个词条，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寄给了《新周刊》。

    过年上班以后，就收到了《新周刊》的回信，说很好，要求再写20条，这就是后来以“消费时代已来临”为题见诸《新周刊》的来源，2200元的稿费和200元的好稿奖，是那个春天真正的故事。

    从此以后，我以“桑晔”和其他笔名在《新周刊》陆陆续续发表了数十篇长短不一的东西，最被广泛转载的是“无厘头·COM”，那是我看了《大话西游》以后激动了很长时间的产物，直到今天，用“谷歌”和“百度”搜索出这篇文章，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激动。至于短命的专栏“张生古今”，只有“竹林七贤之‘行为艺术’”还算满意。

    刚开始给《新周刊》写东西的时候，还不太会用电脑，在A4大白纸上工工整整地写好以后，传真给周可。搬家的时候，看到这些底稿，曾有保留下来的冲动，但一想到张爱玲给人写信都要抄一份留底以便流芳千古，恶心得不行。后来就一直伊妹儿给Neweekly@163.net，反正周可和其他编辑要大加斧正，连保存在“我的文档”中的兴致都没有了。所以到底写了多少，自己也没有数。上次《新周刊》评我为“十大作者”之一，估计是因为我先混了个脸熟。

    给《新周刊》写东西，在我是兴奋而且痛苦的过程。把语言放松下来的要求，对讲究字字必有来历的我的专业训练，是一次次的转向和修正，必须在短时间里把“本我”忘却，进入《新周刊》的语境之中，进入陈寅恪以来历代史学前贤竭力反对的方式之中。这一“异化”，简直使我尝到了犯罪的感觉。当那些始终伸着触角感受时尚冷热的红男绿女向我提起发表在《新周刊》上的文章时，我是处在“那些东西不能评职称”的分裂状态中的。尤可怪者，每当进入《新周刊》的命题时，总会浮想起那些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和体验带给我的朋友们，比如穿白棉袜、只抽三五、做红烧肉到艺术境界的兄弟，我由此体会到索隐式地解读《红楼梦》未始无因。

    在我的心目中，《新周刊》一直是以策划见长的，而策划的重点在于对广义的社会时尚的把握，不能说它不关心普罗，只是小众似乎更能引起它的观察。站在潮头上的刊物，指向就比较明确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兴趣在于通过它，观察这个变动社会的前沿。一个不恰当的联想，它总让我忆起周璇那个时代上海的《妇人画报》，在救亡图存作为时代主题的当时，很多人把它作为爵士乐中舞池里咖啡桌上上海小K的看物，但激荡的潮流过去，它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当时社会和生活状态不可或缺的必备资料之一。将来的人，记忆1992年以来的中国，大概会用到《新周刊》吧——那些以宏大叙事为己任的报刊，不是慢了半拍，就是过于一本正经了。

    1925年，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在量子力学层面，精确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看到粒子的位置，你必须把光投射在上面。即使你只用一个波包或量子，也会扰动这个粒子。你想把粒子的位置测得更准，就得使用能量更大的波包，但这样会更厉害地扰动这个粒子。据说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评论说，海森堡测不准定理说明，人们不能精确地测量系统的态，所以不能精确地预言它的未来，人们能做的是预言某种结果的概率。同理，《新周刊》作为一个观察这个社会的分子，它在着力分析这个社会的同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例如，喜欢说“新锐”的《新周刊》，到底是在说一系列“新锐”的社会现象，还是在构建观察社会的一种“新锐”方法，已经很难厘定其界线了。

    所以，《新周刊》不会成为当代社会这个“巨系统”的完整记录者，但它显然会提示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某种概率。

《〈新周刊〉口述史》，《新周刊》编，漓江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