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3月1日出版的第6期《财经国家周刊》

刚刚戴上“国际旅游岛”帽子的海南，扑面而来的是汹涌的房地产投资，媒体估测短期内进入海南的房地产投资总额从1500至4000亿不等，更出现了每平方米7万的房价。无论是总额还是单价，都远非十多年前那场地产泡沫可比。带来这一切巨变的，是因为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区域发展的最大动力，地方政府最渴望的就是投资进入。一个由上而下批准的区域发展规划给能引发该区域的投资热潮，解释了这些年国务院不断发布新的区域发展规划的现象。远的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与西部大开发，近一点的如成渝“城乡统筹”和武汉、长株潭的“两型社会”，直至去年国务院密集发布的11个区域发展规划，还有正在制定即将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等。

规划缘何带来投资潮，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国家给出的规划，必然配套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方便向中央政府申请项目和资金；二是规划给定的一些优惠条件或者独特政策或者曰试验权，会吸引一些民间资本的投入甚至投机。前者可以给出一种判断，在四万亿背景下密集出台区域发展规划，是为巨额政府投资的空间布局给定依据。后者可以解释在国际旅游岛概念下，配合免税、博彩等噱头，引发的海南岛房地产狂潮。

区域发展规划是基于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条件，制订出本区域长期协调发展的方法、目标与实施策略。一个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能促进地区发展；一个错误的规划，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延误发展甚至导致倒退。当年的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区域发展规划合理与否，不在于它是由哪个层级发布，不是依赖高层政府带有神秘色彩的决策的天然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在于这种规划是否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整合和发挥资源的最大配置效率。在此一点上，只能认为规划制订者应该是或者至少包括最熟悉地方条件，并且直接受规划实施效果影响的人，最典型的就是本地居民。人们会对自己的资产负责任，会对本地的长期发展有着谁也不可比拟的责任心，这是经济学成立的基本假设条件以及引申内涵。而过分相信任期不定的官员能天纵英明，把所有的资产都配置好，这大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假设。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上，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相信官员的决策转而相信人的市场行为，但是在规划的基本方式上，还远未开始任何的改革。

国务院发布的各类区域发展规划之所以还屡建奇效，就是在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喜欢使用“窗口效应”的做法：找一个试点，给一些特殊条件，人为制造一个政策高地，来吸引投资，这号称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独特经验。其前提就是很多政策上还没有全面放开，部分地方的放开必然带来政策红利。但是改革三十年了，自身积累的经验，别国发展的借鉴，加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应该具有足够的智慧，破除政策藩篱，推进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让人们发挥主动性地使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

就像海南可以做高尔夫旅游一样，云南就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不可以。如果到今天，还在不断制造相对政策优势区域，只能说当前通过政策对资源的控制与限制还太强，在金融与土地领域，在行业垄断与禁入上，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管束方面，远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主要经济体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根本原因。

海南也好，海西也好，不管是何种地域，放开政策空间，在平等的资源使用能力下，融合由下至上的规划方法，结合自身禀赋制订符合发展规划，发挥民间智慧与资源配置的积极性，想来并不会比当前的少数试点靠获取政策红利要差，更不会让其他地区在此等规划面前倍感发展机会的人为不公平感。就如改革到今天，改革的重点已经不是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平等分享改革成果一样。当前不论经验还是智慧，或者是资本充裕度以及各区域基础设施完备度上，都使得改变“窗口效应”模式成为可能。唯一欠缺的也许是破除部门和区域既得利用的改革勇气。

世界银行2009年度发展报告题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认为：为了快速和共享经济增长，政府必须促进经济一体化，其核心是人员、产品和创意的流动；政府应当改善土地政策，广泛提供基本服务，进行高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意吸引产业到落后地区的激励措施应尽量少用；一体化的所有手段——统一的制度，连通的基础设施，有针对性的干预。这种方式不仅对于全球化，对于国内区域的发展同样有益。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的更优化布局，国家要做的是拆除政策障碍，确保要素的平等自由流动，而不是人为制造政策高地，使要素定向流向这些地方，比如海南房地产对资金的吸引。如果说政府可以制定差异化政策，也应该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提高这些地方资源的流动能力上。

   改革是朝前走一步，放开政策对各类资源的约束，推动各地结合民众参与的新区域发展规划方式的形成，还是继续不断提升中央制定规划的合理性和权威感，不仅是未来规划实施效果以及区域发展公平度的问题，更是推动我国朝更深层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