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宋词到秦观的时候，总要想起清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的一段话：

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在谈到作赋方法曾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所说到的“赋迹”大概是指汉赋文体形式的辞藻美、声情美，而“赋心”应为汉武时代的文人精神气度。此种气度自然自无法勉强，但我们今天看来，知道它多半由时代造成，也少不了作家本人的开阔的视野、积极昂扬的奋发之心，以及由以上各因素综合起来形成的自信心。司马相如不能像我们今天那么科学地加以解释，而用更富有神秘色彩的语言说成是“得之于内”。

明末张溥（字天如）借用司马相如论赋的“赋心”这个词，来指称司马相如身上独有的赋家气质，是很有见地的。而冯煦进而转造“词心”一词来谈秦观。若衡之两宋词人，正不妨说冯煦乃目光熊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把“词心”的发明权归属于“乔笙巢”，二者孰是，待考）

“词心”说一出，很快就成为词学研究中常用的术语。今年我校刚毕业的一位很有文华的硕士研究生就用“词心”考察了清初词家龚鼎孳，但由于她未详细说明所用的这个词确切内涵，在答辩时遭到质询。

“词心”是典型的中国式词语，根据上文的介绍，我们知道，它是从比较分辨中铸造出来的。与赋之“迹”或赋之“才”相对，赋作家还应有超越于“迹”或“才”的素质，是更接近“赋”之本体的作家素养。“词心”亦然。从抽象意义上看，这是很清楚，能感受得到的。只是，其内涵若用今天的语言，该如何描述？

近读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发觉况周颐的认识已比较清晰，他先则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 可感知的风雨、江山，一定有更本质的驱动者（自然运化之类），这是人领受自然之时灵觉所得，这种灵觉就是“词心”。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具备，也非可以勉强授受。这种只有某些感受、体认力细腻敏锐的人才具备的素养，与冯煦等人的描述合若符契。要说明的是，况周颐的表达，有易产生误解之处。从语法上分析，“此万不得已者”应指我们所理解的“更本质的驱动者”，乃是在人之外的东西，并非“得之于内”的“词心”，其实，他的原话应等同于“觉知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稍稍寻思，自会感到“词心”说太玄妙了。况周颐上述表述，解释得更具体了，但仍未使这个术语脱离神秘色彩。不过，他还有更具体、明澈的说法，他：

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

原来，“词心”并非纯粹的先天素质，况周颐上述的道理似乎隐含了严羽“诗有别材（材，才也），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的著名理论。原来，“词心”一在天资（天分），二在学力，三在外境，包括人生阅历和当下环境。如果说，外境中，最根本的“穷达”是个人无能为力的条件，即“词心”有“非得于内”的因素，那么至少可以说，起决定作用的仍然还在于自己。

所以，况周颐认为“词心”是可修养的，他说：

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中之贼也。

这个说法一看就知道是陆游“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说在词学中的新版本。在这里，他是把读书与避俗作为两个并列的方法，以强调避俗的重要性。再看看况周颐的下述说法就知道，连“避俗”也可通过读书（或具体落实到“读词”）来实现，他说：

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

读前人雅词数百阕，令充积吾胸臆，先入而为主，吾性情为词所陶冶，与无情世事，日背道而驰。

这里的逻辑是：通过“读前人雅词”，反复品味，不断涵泳，达到陶冶自己性情（从“性灵与词相浃”到“词”与“我心”俱化，直到形成不能为“外物所夺”的“性灵”），使自己远离尘俗（“与世事背道而驰”）的目的，造就清雅脱俗的词人之心。如此看来，他所说的“词心”，其涵义又具体落实为不受世俗污染、不被常情束缚的清雅脱俗的精神意趣。

总结况周颐的认识，“词心”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指对宇宙人生细腻敏明的感知、体认，二指清雅脱俗的精神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