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当前，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夺金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甚至在一些优势项目中，观众已经出现了“金牌疲劳”，丢金反倒成了更被关注的新闻。

站在竞赛的角度，金牌繁荣是好事，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经历过积贫积弱，忍受过“东亚病夫”的羞辱，民族精神需要凝聚，国民自信需要提振，奥运金牌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在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性扩张，现代体育也来到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是现代奥林匹克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让学生把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习跳高、跳远、踢球、赛跑，他在院子里放上两张木椅，上面架一根长竹杆，指挥学生跳过来、跳过去，看得旁人啧啧称奇。

体育是现代教育的标志，更被有志之士当做救国的途径。张伯苓曾经总结，晚清以来，我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我中华民族有五病，即“愚”、“弱”、“贫”、“散”、“私”，而要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必须大力兴办教育，培育救国、建国人才，而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要重视体育。

张伯苓是第一个现场观摩奥运会的中国人，当时是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很巧，举办地是英国伦敦，参赛国虽然只有22个，但已经足够震撼，张伯苓目睹盛况，对照中国，不禁大为感慨，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派出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出一支优秀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来举行奥运会？

百年之后，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中国已经举办过了奥运会，金牌也拿到了200枚，奥运之梦成真，但一个世纪之前的体育理想还未达成，我们的精英体育成功了，但国民体育才刚上路，没能让广大国民“野蛮体魄、文明精神”，张先生所说的“民族五病”今日仍在。

因此，在收获奥运200金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近代以来发展现代体育的初衷，否则便可能一味沉醉于眼前200枚金牌的精彩，忘记了强健国民的紧迫。

国民体育的重要可能要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因为我们常把体育和教育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很多争金夺银的运动员整日训练无暇学业，人们便以为两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实际上，体育是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著名体育家马约翰曾说：“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体育是培养人格的最好的工具。”而且，体育的教育价值，不只在运动场，更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早在马约翰1926年写成的《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中，就已经全面论述过这个问题。张伯苓说得更加直率：“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国民体育事关国民素质，事关国家前途，在200枚奥运金牌之外，更重要的是体育与教育的结合，重新发现体育对社会的价值，提升国民综合素质。这也许比打造精英体育难度更大，但我们没有理由回避这种责任，更不能用精英体育的成功掩盖体教分离的隐患，民强国强，才是中国体育百年来的目标，200金应当是我们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