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人才和资本围绕市场流动，站在宏观的山顶上眺望，这一切的发生就像是河水沿地势注入大海，非人力所能改变。

香港导演的北上之旅也是如此，CEPA政策的实行给大陆电影市场打开了一个缺口，苦于香港市场萎缩的导演们无法拒绝这个诱惑，为了电影，以及为了挣到更多的钱拍更多的电影，他们只得告别熟悉的环境，起身一路向北，这绝不是莺歌燕舞的淘金之旅，而是一次挑战未知的“闯关东”，对最初“懵懂”的香港导演们来说，成功或是失败，突然变得无迹可寻，然而，你别无选择。

从文隽到陈嘉上，从彭浩翔到杜琪峰，一位又一位的香港导演在摸索中前进，在监管者的剪刀下学习规则，过去的“黄金十年”证明了他们的务实而灵活的生存能力。

任何一个进入大陆市场的外来者都要面对这样的过程，他们走进一扇开放的大门，却发现问题比想象复杂，没错，这里有巨大的市场，然而，这里也有陌生的规则和神秘的关系网，在你可以真正从市场中得到点什么之前，必须先要学习什么叫做人情社会，什么叫模糊逻辑和灰色地带，并了解它们是如何同潜规则协调运作的。这对于习惯了自由市场理论的外来者而言，充满了异国风情，不过，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大家都学得很快，甚至发现了其中的好处，比如，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到达一个地方需要排队乘坐汽车，而在这里，如果你熟悉了规则，就可以驾驶飞毯出发。

对香港导演来说，现实要更严苛一点，因为他们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在没有分级制度的情况下，他们缺乏可以参照的具体行业标准，只知道那些十分宏观的原则，因而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一点点地试探那条看不见的监管边界，有人幸运地明确了空间，也有人因为“少林”两字一度不幸触雷牺牲。

合拍片的“黄金十年”是香港导演不断适应监管制度的过程，也是他们与大陆同业者不断探索合作模式的过程，他们在熟悉的警匪、惊悚、黑帮题材中杀进杀出，带伤进入传奇历史剧，如今又回归到放之四海皆安全的爱情、喜剧，对环境的适应日渐纯熟，雷区已经基本标注清楚。

而导演高志森的回归证明，在赖以生存的市场面前，你无法等待大陆电影管理制度发育成熟，关键的是置身其中，在安全的范围内施展才华，而这个范围对香港导演来说，暂时也足够拿出不少作品了。

在陌生严苛的环境中保持热情和专业精神，这是过去“黄金十年”里香港导演们交出的答卷，我们已经无法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