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锋

北京某著名高校医学部的临床教学医院临时班主任李晴，监考时发现医学部2017级某专业学生在考试时作弊后，毅然向学生举报。但尴尬的是，科技日报报道披露，支持李晴举报学生作弊的，只有三个人——“她的丈夫、她所在医院的一位领导，还有她大学时非常信赖的一位老师”。

且不说李晴发现作弊学生有确实的证据，不仅在参加考试学生的课桌上找到了证据，该证据还通过视频予以了印证。以及根据作弊学生前往厕所后，回来答题速度明显加快而在厕所找到了相关佐证。在这里，仅就为何老师发现学生作弊举报时，不少人都不予支持，说上一二。

举报学生考试作弊的李晴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班主任、一名监考老师的职责，举报学生作弊是她的权利，也是她的义务”，是“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有那些年轻的高校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如果老师总是嘴上跟学生讲着要守规矩，分对错，行动上却往后缩，还有什么说服力？”等等作支撑。

青锋认为，对于学生考试作弊，尤其是科技日报披露的李晴举报的学生作弊，发生在著名的医学院校。试想，如果从这所学校毕业而进入医院，当上医生，没有真才实学，遇到前来看病的病人，不分青红皂白下药，那岂不是在拿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不过，认识到老师举报学生作弊意义所在的大有人在，但却少有人敢于站出来，像李晴一样去举报，在于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去惹麻烦”“何必为了这件事得罪人？”以及更有人担心的“学生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等。

事实上，李晴举报学生作弊后，并非没有遭遇麻烦。据称，在学校举行作弊学生申诉听证，李晴接到学生的申辩书，看到“言辞犀利的申辩书，矛头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说李晴“动机有问题，处理此事时违反了流程”，和“她靠着欺诈手段不正当地获取了证据，并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等等时，李晴当即哭了，并感觉“特别特别害怕”。甚至，在参加听证会前，“将所有的证据全部传送给相关部门做了一次备份，并又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签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另一位同事”。并对同事称，“如果发生了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你要替我念出来”。

老师举报学生作弊，为何会如此曲折复杂？

科技日报报道给出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据科技日报报道，“2017年在上海进行的一项涉及1400余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认同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现象；对于作弊，大部分人是态度上明确反对，但行为上多不作为”“2016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癸萍选择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的1100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也就是说，考试作弊，在各个高校几乎存在，而且占有很大比重。

或许就是法不责众吧。一旦某一个学生考试作弊被举报，就有可能犹如有人担心的，被举报的学生心理会发生变化，作出极端行为。

如此，我们是否是对于学生作弊行为就放任不管，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正如有专家所说，“诚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契约。我们建立高等学校，是期待并相信高等教育能够担当起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所以，高校应当用诚信的文化滋养学生，向社会输出诚信的人才，真正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多一些像李晴这样的高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