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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锋

在有消息称武汉新型肺炎得到遏制的同时，成都商报1月30日一篇题为《武汉新型肺炎疑似患者除夕产女 多家医院不收治》的报道，在给人们带来好消息的同时，将产女孕妇在之前的一些遭遇呈现人们面前。让人们看到了武汉新型肺炎被发现伊始，人们应对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据成都商报披露，一名已怀孕38周加5天的蔡姓孕妇，1月23日上午，到江夏区人民医院例行做产检时，发现胎心快，下午等待复查过程中发现孕妇发烧，晚上持续发烧，体温38度，医生要求去发热门诊。后经测血，据孕妇丈夫曾先生说，“当时是说有点疑似，建议我们到市里面的医院去”。

1月23日，应该是武汉新型肺炎被公开披露的重要时段。据报道，在父亲和姐夫的陪同下，曾先生带着妻子到了武昌医院。尽管该医院已被指定为肺炎患者定点接收医院，但被告知，“只针对发热病人，目前‘没有产房，不能接收产妇’”。据称，曾先生随后带妻子过江到达协和医院，而协和医院医生告诉他，发热病人“已有指定医院接收，协和医院不能接收”。曾先生又带着妻子前往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据红星新闻记者援引曾先生所说，医生要其去排队，并且在这里“只能治疗发热，生孩子管不了，只能保一个”。

在有关部门已经公开新型肺炎严重、已经指定收治医院的情况下，一个疑似孕妇患者被各家医院婉拒收治，让疑似患者在城里跑来跑去，是否会成为移动传染源？目前没有权威专家定论，因而作为不在现场的局外人，尽管有成都商报报道为依据，青锋也不能随便做出结论。

但，在新型肺炎伊始，武汉“最初忙乱无序“，则已经有环球时报《武汉“战疫”，为何最初忙乱无序？》的报道予以佐证。环球时报的报道指出，“面对新的疫情，武汉方面最初的应对显得忙乱无序也缺乏经验“。同时认为，”这暴露出并不仅仅是疫情发布及时、病源查找确定迅速、医疗物资供应充足等问题，同时促使人们更需要反思一个根本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实现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成都商报报道中的曾先生一家应该说是幸运的。在他们历经几家医院不能收治其新型肺炎疑似怀孕妻子之后，通过在广东打工的哥哥打听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有产科，并被接收。而且，中南医院妇产科主任李家福告诉他们：“既然来到医院，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最终在除夕，其女儿顺利来到了这个世界。

但也有与曾先生如此幸运不同的，则是澎湃新闻1月28日以《家属口述：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为题刊发的报道中的湖北黄冈蕲春县的孕妇翁某某。不满32岁的她，刚怀孕不久，于1月10日发烧38度多到医院就诊，从黄冈市中医院到妇幼保健院，再辗转到黄冈市中心医院，又到黄冈市协和医院，后到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历经12天，在花光了借来的二十来万医药费后，翁某某的病情没有好转，其丈夫陈勇最终不得不签下放弃治疗同意书，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在32岁前戛然而止。

行文至此，武汉各个医院的医生们还奋战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给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我们不能因为上述来有丝毫指责。但是，通过上述，是不是也应该给所有人予以提醒：对突发疾病防治，我们是否应有一个长效的应对措施，或者有效办法，不至于突发疾病到来时，一时慌乱，不知如何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