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謚號之中，「文正」最美，此謚在清代ㄧ向出自皇帝特恩，禮臣均不敢擬。統計順康雍乾四朝得謚「文正」者，僅工部尚書湯斌、東閣大學士劉統勳二人。按《大清會典》錄《鴻稱通用》所載群臣謚字，「文」字第五，「正」字第四十一。世重「文正」之謚，實因宋代大儒朱熹學行為後世所宗，其謚號即是「文正」。清人福格云：

宋人最重道學。以文正二字之義，實與道學表裏，因而重之。迨我國初理學諸子，又以道學相尚，推而重之，遂致相惑不解。其實文正之謚，遠出文忠四十字之下也。

其實「文正」之謚早在明代便已極受重視，前文所引楊一清許以「文正」奉李東陽，便使李東陽不顧病體，於榻上頓謝連連。依清制規定，群臣謚字前五名依序是：忠、孝、純 誠、文。謚義分別是：

肫誠翊贊曰忠，危身奉上曰忠。慈惠愛親曰孝、大慮行節曰孝，能養能榮曰孝。志慮忠實曰純，安危一心曰純。肫篤無欺曰誠，實心施惠曰誠。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另第四十一字「正」之謚義為「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曰正」。很顯然的，國家始終置於個人之上。就臣子而言，為國盡忠乃最大職志；而孝道則是歷來最為重視的德行，是家庭與社會的維繫支柱，亦可解釋為向國家盡忠是為大孝，謚義所言「大慮行節」便是此義。然則明清兩代將「文正」視為最高最美，實是受理學影響。但亦可見清代統治受漢文化影響之深。以下以清初四朝為例，臚列順、康、雍、乾四朝曾經賜予的謚號及人數，以明瞭清初文臣謚號的使用情形：


文正 02 文忠 01 文成 02 文毅 04 文恭 11 文敬 03 文莊 02 文端 21 文恪 16 文穆 03 文安 02 文良 02 文康 01 文和 03 文肅 05 文簡
06 文靖 02 文清 03 文僖 03 文貞 04 文定 08 文勤 07 文襄 09 文敏 07 文通 02 文達 01 文懿 01
忠烈 01 忠勇 01 忠果 01 忠毅 04 忠靖 01 忠節 02 忠貞 01 忠義 01 忠勤 04 忠襄 04 忠敏 01 忠愍 01 純和 01
誠武 01 誠毅 02 誠恪 01 昭簡 01 明靖 01 明敏 01 武毅 01 武襄 01 勇壯 01 壯果 01 剛烈 01
果烈 01 果勇 01 果壯 01 果敏 01 恭憲 01 恭毅 03 恭恪 03 恭惠 01 恭簡 02 恭愨 02 恭定 03 恭勤 03 敬敏 01
莊恪 04 莊敏 01 端毅 01 端恪 02 端肅 01 端簡 03 端愨 01 端勤 02 端敏 01 恪恭 01 恪靖 01 恪僖 03 恪思 01 恪慎 01 恪勤 04 恪敏
02
安恪 01 敦敏 01 康僖 02 順僖 01 溫恪 01 溫愨 02 溫僖 02 溫勤 01 正直 01 肅敏 03 清獻 05 清端 06 清恪 03 清惠 02 清愨 02 清義 01
愨敬 01 愨厚 01 愨簡 01 愨僖 02 愨勤 01 愨愍 01 僖敬 02 僖恪 01 僖和 01 僖靖 02 僖平 01 僖敏 01 義烈 01
勤勇 01 勤果 01 勤毅 03 勤恪 10 勤惠 03 勤愨 03 勤僖 05 勤襄 03 勤敏 04 勤愍 01 襄忠 01 襄武 01 襄壯 04 襄勤 03 襄敏 04 襄愍
01
敏勇 01 敏壯 04 敏果 03 敏恪 04 敏惠 01 敏愨 01 敏襄 02 敏達 01

文字部分為謚號，數字部分為得謚人數。

以上共賜謚號一三三個，得謚人數共三三三人。其中世祖朝得謚四十六人，聖祖朝得謚一百廿二人，世宗朝得謚廿八人，高宗朝得謚一百三十七人。清初四朝共一百五十二年，平均每年僅二人得謚，益可得見清初謚法的隆重。至清季德宗光緒初年，謚法漸濫。原來咸同以後，以戰亂頻生，各地府州縣官死節者頗不乏人，疆圻大臣代為請謚亦偶有俞允者，遂致臺垣部院援例乞恩，凡為親故遇難死事，率而奏請予謚。至光緒初年曾有交章累疏，兩月不休之事；此時兩宮太后始知其事非體，乃特詔停止。然而僥倖邀得易名曠典的細品之官，早已不勝計數了。

謚議是禮官對死者應否得謚及給賜何謚的議論。必須秉諸大公，按諸行業而做出公正的議論。明憲宗成化4年（1468A.D.）4月，禮部主事陸淵之引宋儒之語議大學士陳文之謚云：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跡其生平，貪穢彰聞，縱子為惡。生逃重罰，死又竊美名，殊失古人勸懲之典。乞敕議更惡謚，以為將來戒。

御史謝文祥亦為言：

聖人制為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近陳文卒，議者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以此加之（陳）文，豈惟不稱其情，後人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敕有司會議，別選惡謚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輔臣不少貸，則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但憲宗以陳文雖然有過，但「當時不言，沒後始言，姑宥之」。此次議謚是在既謚之後，欲改為惡謚而不果，也是明代文臣不錫惡謚又一例證。另有議論結果不予給謚之例，如明孝宗弘治4年（1491A.D.）戶部尚書劉昭之子劉綺奏乞贈謚，禮部覆奏：

劉昭前被劾削太子少保致仕，何可復與贈謚，此後有乞恩贈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概比例濫請。

還有一例是不欲主動請謚者。大學士金幼孜病篤之時，家人囑請身後之恩，亦即詢其將向朝廷請賜何謚，幼孜「不聽，且曰君子所恥也」。以金幼孜經歷之特殊，使人不由得懷疑是其本人雅不欲身後謚議的批判，還是自慚於革除之際未能仗節身殉。其間因由殊堪玩味。

對於議謚過程，明人仍有不滿之處。例如詞臣謚文，王鏊以為此是「不以人而以官」，認為有失公允，而定謚出於禮官秉筆一二人之手，「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此語雖是王鏊個人意見，但多少可以看出議謚的真正公允確實並非易事。

五、結論兼論謚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


「謚者，闡幽顯微之公典，正勵世磨鈍之大權」，自古以來，謚法謚典便在國家政治的側面擔任著激勸揚善、懲惡貶凶，端正風習、砥礪人心的任務。其所注重者，乃以亡者之身後美名，使生者有以仿效自勵，或至少能夠不行邪道。名譽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所極力維護的一項瑰寶，尤其是身後易名，不僅關係個人名留史冊的褒貶，更關繫其家族後代子孫立足行世的依託，所以謚法一直極受重視。無論何種官職，死後其家屬遺眷總想請得美謚來光耀門楣、惕勵子孫。而在國家方面，正可藉此達到道德與心理層面的制約目的。

謚號是生者給予死者評價的特殊稱號，既反應死者生前的所作所為及社會對他的看法，也是對死者的蓋棺之論。是政治輿論的時代導向，且有關於歷史人物的毀譽榮辱及社會的發展變化。隋人顏之推曾深刻闡述謚法榜樣對社會風尚的引導作用：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跡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眾矣。夫修善立名，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更有將謚典繫於天下治亂的關鍵，明人丘濬即云：

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為害可勝道哉？121

明大學士吳道南則論謚典的重要與議謚的莊嚴：

易名重典，榮鏡千秋，固必其人不愧於此典，即此典亦非專為其人也。為夫國家舉也，可以風有位；該部行之，足以憲將來，則是典也正。先王之所謂名教，而以佐爵賞刑之所不及者也……聞其聲，必徵其實；見其表，必察其裏。不敢參一毫嫌怨，不敢萌一念私恩。虛心博採，平心擬議，以天下之公是公非，合於本人之真是真非。必其人端方正直，足以砥柱乎中流，必所表碩德鴻猷，足以流光於奕世。寧過於嚴，或有遺賢以待他日之補牘；毋失於寬，致有濫舉，以玷今日之公評。若夫炳烺大節，既以叫閶闔而觸雷霆，何忍忠魂飲吹毛之憾，歷落孤貞。果能盟歲寒而凌霜雪，肯令介節靳華袞之褒，庶幾喟德欽芳，寓有微顯幽闡之意。黜邪崇正，卓有揚清激濁之風，謚典可藉以有光。122

謚法以儒家道德規範，來評價死者，教訓生者，引導全社會安時順世，寧可拋棄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維護家庭的和睦、社會的正義和國家的安全。可謂為在積極的道德觀點約束下，古代君王、官僚可能有所收斂，不敢恣意妄為，至少在表面上還要關心黎民百姓的生死憂樂。謚法傳衍至明代，無論謚字謚義，均已甚為完備。唯獨文臣謚典有美無惡，失去了勸懲的作用，而淪為崇獎的工具，這實是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大缺憾。至清代則緊縮給謚權力於皇帝一人，又嚴格限制得謚資格，雖然同樣沒有醜惡之謚，但層層的限制則至少恢復了傳統謚法原有的激勵功能。而且由於限制之嚴格，在心理上，得謚的期盼與想望因而更為強烈。就此而言，若是未能得謚，其內心遺憾必然更為強烈；相對的，得謚者所受之輿論評價亦必更受重視崇隆。

自周代以下，謚法之施行在中國歷史上已超過三千年，雖然今日已不存在，但對歷史研究而言，卻是必須要有所瞭解，才能在研究過程中順利的完成研究目標。首先，在解讀史料方面，若不懂謚法，則恐有窒礙難讀之處，且看以下二段引文：明人鄭曉《今言》卷四：

浙人入閣者今七人，黃文簡、王文通、呂文懿、商文懿、謝文政、張文忠、李南渠。文毅相業不在文貞、文達之下。文貞始嫌於君臣，文達終嫌於父子。

清人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一：

歷考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謚者僅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丹赤。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

前段引文所指為黃淮、王一寧、呂原、商輅、謝遷、張益。後段引文所指為洪承疇、李光地、蔡世遠、蔡新、陳丹赤。設想若不知文內所載各謚號所指何人，則研究將如何繼續進行？即使遍查典籍，確知各謚號所指為誰，但卻不知為何古籍每每以謚號、字號、室名等別稱來指稱其人，到底有何意義？凡此，俱為謚法研究的重心。原來謚號是法制的一種，是國家賜與的一項榮譽，而得謚者的功業行實也是後人敬重仿效的楷模。如此便不難理解以謚號直稱其人的道理。

然而謚法畢竟是一種法制，必須透過人為的限制才能發揮其精神，否則如明代五年類舉的浮濫遺漏與清季對小臣慷慨給謚的非體，乃是必然的結果。明季江西巡撫葉允盛便提出謚號與人必須相得的看法：

謚以尊名，所謂彰德崇功，以風來者，至重典也。故人以得謚而重，謚得其人而後謚典重。藉令謚不必賢，賢不必謚，將何以協天下萬世之公，而會典亦難乎其為重矣。

就明清兩代而言，以施行謚法的角度視之，可以清楚印證時代愈後，則皇權愈高。明代由禮臣擬謚，皇帝認可；然而明代閣臣權位既高且重，對皇帝之賜謚當然有其影響力。清代雖仍有擬謚程序，但皇帝一人決定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又從政治傳統視之，先秦儒家將此ㄧ憑弔、贊美先祖，詛咒惡人的辦法吸納為儒學的一部分，經過歷代不斷的施行、傳衍，使中國傳統政治不僅在人間世圍繞在儒家政治氣息之中；即便死後，還要依據這套法制，用儒家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判斷給予一種歷史符號，使後世一望便知此人是何等偉大，或何等醜惡。而研究歷史正可藉此瞭解各個時代有何道德標準與價值判斷，甚而可從側面一窺各時代的政治特色、人物特徵等。

只要不是巨奸大惡，一旦給謚，一般不會太過醜惡，反而是一項莫大榮譽，畢竟並非人人可以得謚。而在議謚過程中，有時可以見到某些從未表露的看法，這是因為議謚過程複雜繁瑣，平時在官場上相交往來，即使政敵也可能表面相安無事，一旦某方先亡，則另一方便非常可能在議謚時毫不保留予以批評。因而謚議乃成為觀察政治人物心裡趨向的重要資材。有千方百計為死後博得美謚者，亦有遺囑不必請謚者，正反之間，似乎可以ㄧ窺古人的人生態度與品格操守。

謚字的使用，各代均有不同。明清文臣無惡謚，如於閱讀典籍之時，有記載得謚「煬」、「厲」等惡謚字，必知其偽。同理，熟知各代使用謚字，則對於古籍的校勘整理亦必大有助益，出現非屬該時代的謚字，必知有誤。

謚法的研究與整理極其瑣碎，各代傳衍又有其不同的法制及內涵，如能廣泛排比各種材料，將各代令典一一釐清，無異將使未來的歷史研究更為便利，某些歷史課題的研究將藉此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且更易於進入問題的討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