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的弃儿

第一次目睹人类对死刑犯的枪决，对我幼小心灵所造成的刺痛——几十年过去了，都未曾抚平。

约莫12岁那一年，我随父亲去县城治病。路过火化场时，道路为之拥塞。父亲说，今天这里枪决犯人，你敢不敢看？

我并不十分懂得“枪决”，但我知道“枪”的意思。我说，是杀人吗？父亲说，是杀犯人！我说，什么叫犯人？父亲说，是犯了罪的人。“犯了什么罪？”我继续追问。父亲道：“有反革命，有杀人的，有强奸的，还有……还有很多。总之，这些人都不是好人，都是干了坏事、恶事的人。他们触犯了法律，政府依照法律治他们的罪。”

看得出，父亲很耐心，也看得出，父亲很细心。但这样的解释，依然没有让我很明白。我依旧皱着眉头。但我实在不想麻烦父亲，更何况，当时我还生着病。我悠悠地说道：“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进大牢里？”父亲说，他们罪恶深重，必须枪毙。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别人跟着犯罪。

许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父亲的用意：他是想借这样的一个难得机会，让我知道，做人不能做坏事，更不能做恶事，做违法的事，而要做一个好人。其次，他还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了解生死，尤其是人不只有正常的死亡，还有非正常的死亡。

犯人从车上被押下来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但也看不出其表情有多么痛苦。看客里三层外三层，但却静极了。这时，有一个女犯突然瘫倒在地，她的头始终低垂着，其他的犯人也都耷拉着脑袋。只有一个犯人，镇定自若，头高昂着，父亲说，那个人是个反革命。那时，我已经看过许多革命题材的电影了，知道电影里的反革命，都是叛徒之类的东西。我不明白，今天的反革命，反的是什么革命？我拿眼睛看父亲，父亲低声说，他反对我们的政府。我也低声说，反对政府就是反革命？父亲说，是妄图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不大明白颠覆一词，便沉默了起来。挂在电线杆上和树上的高音喇叭，轰地一声响了，一个人又一个人走上台去，他们都说了许多的话，可我一句也没听得懂。这时，行刑的人就摆开了架势，那些犯人被警察一脚踢倒在地，当枪声响起，子弹出膛时，在鸦雀无声的刑场上，我突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妈——妈！”我抬头看去，这个叫妈妈的人就在离我不远处，是个小男孩，与我年纪相仿。他的嘴被一个男人捂住了。刑场上的女人仿佛听到了叫声，在子弹射向她的那一瞬间，她的眼泪掉了下来，随即就倒伏于地。

我被这最后的一幕，即犯人倒下的那一幕，着实吓坏了。父亲猛然将我抱住，我的泪水流了一脸。

回家后，我就一直发烧，高烧不退。父亲非常惊恐，因为那天的事他一直瞒着母亲。如果不是那天夜里我被噩梦吓醒，母亲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服了药之后，那晚的前半夜我睡得还算好。谁知后半夜我竟然在梦中又看到了那天的场面。我大喊大叫，我怕我怕。母亲说，不怕不怕，妈妈在这里呢！我闭着眼睛，眼前全是那天的情景。我更起劲地叫着：我怕我怕！母亲说，你怕什么？我说，头头头！母亲说，头怎么了？我说，血血血！父亲知道隐瞒不下去了，他就把实情告诉了母亲。

因了这事，母亲很久不理睬父亲。母亲认为，孩子这么小，哪里适合看那种场面？惊吓倒是小事，真正可怕的，是有可能在心灵上影响孩子一辈子。所谓影响，大抵就是那天的血腥吧？

后来，烧退了，我的身体恢复如常。但母亲的担心，显然在我的身上出现了：平静如常的表象下面，那份惊惧却再也没有从我的内心失去。我变得沉默了，常常一个人躲在某个房间，或某个角落发呆。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母亲要求父亲，家中的哥哥、姐姐们不许大声讲话，不许吵吵嚷嚷，更不允许这样子对我。

我在安静的氛围里慢慢长大，所以才养成我今天这样的性格——害怕吵闹，喜欢安静。但这个世界是吵闹的，甚至没有片刻的安宁，连黑夜也如此。我也在这样吵闹的世界里艰难地活着。母亲终究只是我个人的母亲，她管得住家庭，却管不住世界。每一个人最后都要独自走向世界，开始自己的闯荡。我又怎能例外呢？

伴随岁月的更替，我相信一切都会遗忘。然而，我只能说，就我个人而言，多少有些不幸——那原本该遗忘的，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每当深夜降临，当双目闭合，我就能听见一颗子弹嗖嗖地从我耳际飞过，直至一声脆响——哐当！我的心一咯噔，然后就是下沉。再然后，就是那声呼唤，和那个女性的眼泪。

一并地，时常会想到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那一天所发生的那一切，这辈子他能忘得了吗？他忘不了！不仅忘不了，我甚至要为他担心，担心他是否像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甚地被那天的情景左右着自己的生活，左右着自己的命运，乃至于自己这一生？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也充满了罪恶之人。为了世界的美好，为了生活其间的人们能够尊严、自由、幸福地活着，统治人类的政府要运用律法来惩恶扬善，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扬善不妨张扬，而惩恶是否可以隐密一些？抑或可以变换一种方式来惩恶？也许，我这样的主张，未免太善良了，而惩恶的手段是容不得善良的。事实上，在对待惩恶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我主张严惩作恶的人，一方面我又为人类惩恶的手段感到惊悚。

好在，慎用死刑，已在中国被提上了日程。事实上，对罪大恶极者，动用死刑，人们是能够接受的。可在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中，分明有许多犯人是可以不这么死的。刀下留人，不只是一个情字，而是对生命的体恤与尊重。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一书里写过这样的文字，他说：“‘不杀生’并不是只针对杀人所说的，而是指所有的生命。这个戒条首先不是写在西奈山上，而是写在人的心里。”法国诗人拉马丁说得更好：“不要举起手与你的兄弟作对，不要让居住在地球上的任何生命流血，无论是人，还是家畜，野兽，飞鸟；在你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先知的声音在禁止你制造流血，因为血就是生命，而生命，你无法偿还。”。

我的母亲，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她恐惧残忍，恐惧血腥。但她又认为，做男人，固然不能残忍，不能血腥，可也不宜太柔弱，太良善。太柔弱，太良善的男人，无法在这个充满丛林法规的世界上存活下去。即使能够存活下去，也必然会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代价，遭受更多的苦难。

母亲的用意，终究还体现在她做人的良善上。母亲认为，依我那样的年纪，观看那样的场面，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人生过于残忍、血腥的印记。这样的印记，可能产生两种结局。一种是令一个人变得残忍、血腥，那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而另一种结局，则是会让一个人自此变得惊恐、柔弱、良善。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母亲最大的心愿。可她却又不希望她的儿子过于柔弱，更不希望看见在她儿子的内心对人世充满了惊恐和不信任。

实际上，母亲还有一个担忧，这就是：怕我会成为一个对人生悲观的人。

不能说，母亲的担忧是多余的。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的悲观，并非由此而起。某种程度上，我的悲观，与这起事件无关。

这起事件对我真正的影响，不是我对于死亡的恐惧，而是我对于生命的热爱与珍惜。在我看来，也许依我那时非常单纯、幼稚的认知，那些人是不应该就那么死掉的，尤其是不应该在那样的场合，以那样的方式死掉。即便当下，我依然认为，一些死刑犯人死有余辜，死得其所，而另一些死刑犯则死得令人同情，让人生悲。

父亲的内疚，显然就是多余的、不必的了。父亲认为，是他的一次“轻率”，导致我进入人生的舞台后，由于不能“无毒不丈夫”，而致使自己的人生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父亲显然错了。即便没有那次人生经历，我也很难做个“有毒丈夫”。更何况，倘使成就人生伟业便只有恶毒一条路，那么，我真该庆幸，庆幸自己没走成那条路，没成就那样一番伟业。从这个角度看，我该感谢父亲。

事实上，对那次人生经历，我一直对父亲充满感激。是他让我经见了生死，并且知道人一旦做恶，便要以那种近乎羞辱的方式，不尊严地死去。无数个黑夜，尽管让我受尽煎熬，可正是那煎熬，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通盘的思考。——做一个普通但善良的人，即使一生碌碌无为，也不必伤感！一个人在他告别这个世界时，他能内心无愧，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了。

生命充满了残酷。而最大的残酷，莫过于，每一个生命降临这个尘世都是倒计时：向死而生。某种宗教告诉我们，我们都是造物主的弃儿。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都被判了死刑。即便我们逃得过尘世魔掌，苟且躲过一劫，也只是多活个三五年，十年八年而已。我们最终的命运，最终的结局，只有两个字：死刑。

生命的结局，固然都是一死，但死与死却又如此不同：有人寿终正寝，有人五马分尸；有人死在路上，有人死于家中；有人死于自杀，有人死于他杀。我很想问问造物主：同为你的子民，同为你的造物，同为你的弃儿，同被你判了死刑的人，为何却是如此不同的命运结局？难道，以人间法律的名义被判处死刑的那些罪犯，也是你的刻意安排？

都说上造物主是公正的，可分明又有诸多不公正。我们俗人很难理解造物主，我甚至不知道这俗世里的种种事儿，与造物主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也许，既然我们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又何必在意如何死呢？可惜，在我目睹人被人判处死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何为造物主，更不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已被他判了死刑。如果那时我便能知道，我自己就快成造物主了。如果那时我便能知道，我就没有那些煎熬了，我就不会那么柔弱了、良善了，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坚强如钢”的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我也就极可能在人世间成就一番事业了，不至于是今天这么一个样子，一个碌碌无为的样子。

但一切都没有“如果”。即便人生重来，我可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不能说，我很乐见我今天这个样子，但我也不后悔我今天这个样子。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