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鲁迅之弟周作人，即便后来不落水附逆，他与鲁迅的关系，也不会好起来。我个人以为，这与周作人的人格缺陷有关。

我们知道，周作人一直以妇女问题专家而闻名，不遗余力地提倡爱的婚姻。周作人大讲特讲包办婚姻是“罪恶”，是“违背人性”；周作人更爱讲“性爱”，一再翻译、介绍、推荐蔼理斯等人的“性爱”著作，用以揭露中国封建包办婚姻的违背“性爱”。

我们知道，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其母一手包办的，用鲁迅的话说，是母亲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周作人比任何人都了解，都清楚。1906年鲁迅奉母命由日本回家完婚，周作人正在家中，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鲁迅、朱安虽拜了天地，但并未圆房，四天后鲁迅便带上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病苦，周作人想必是最能够感受得到的。

然而，1930年3月18日，周作人在他的《中年》一文里，竟恶毒攻击鲁、许的婚姻：

平常中年以后的人大抵糊涂荒谬的多……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执著人生，利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是也。……

中年是理智的时代……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

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者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

这般恶毒的攻击，出自弟弟周作人之口，不要说做哥哥的鲁迅断难想到，即便我等与周家没有丝毫瓜葛的局外人，也不相信弟弟会做出这等事来，说出这等恶毒之语！

周作人把许广平说成是鲁迅的“妾”，可以说是恶毒至极！无以复加了！那么，鲁迅与朱安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927年10月，鲁迅、许广平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师生恋发展为师生配。根据当时民国的法律，鲁、许的同居生活是合法的。离京南下前，鲁迅曾征求过朱安的意见，问其是回娘家还是留下来？朱安表示留在周家照顾婆婆。

朱安愿意留下来，照顾婆婆，那只能是她与婆婆之间的感情了。鲁迅虽与她拜了天地，终究没有圆房。结束这段无爱的婚姻，不只对鲁迅是一种解脱，同样，对朱安来说，何曾不是一种解脱？

周作人的人格缺陷就在于，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倡爱的婚姻，大讲特讲包办婚姻的“罪恶”、“违背人性”，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兄长的包办婚姻视而不见。当鲁迅欲摆脱包办婚姻的羁绊，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时，周作人却将其视为“纳妾”，对其大加批判、恶毒攻击，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正人君子。

鲁迅的爱情，变成了大逆不道。周作人并不是一个愚笨之人。他这么做，难道他意识不到他会让人看清他在妇女、恋爱、婚姻、人性等问题上，原来竟是一个虚伪的人？他这“双重标准”，实际上也把他的“双面人”暴露个无遗。

兄弟不和，也并不奇怪。说几句埋怨的话，也能够理解。可周作人却比市井兄弟还要忘恩负义，还要不讲感情。他大贬鲁迅“糊涂荒谬”，“忘记自己的老丑”，“在人群中胡混”，“利欲益深”，连“人情物理都不懂”，甚至说出“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而这样的攻击，不独只见于他的文章，竟也见于他给别人的信中。而他一再声称他对兄弟失和“不辩解”。

写《中年》的这个月底，他在给江绍原的信中又一次地写到他的兄长鲁迅：

绍原兄：

……《萌芽》未见，但曾闻人说过。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如寄信去给该月刊则真不值得矣。鲁曾说北大学生叫他来教书，钱玄刘半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见其思路之纷乱了……

                              3.31，作人。

一面声称对兄弟失和“不辩解”，一面却在书信里贬损他的兄长“精神异常”，附带还造了个谣。事实是，1926年之后，北大学生既不曾请鲁迅来教书，鲁迅也根本不想再来北京教书。谈何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饭碗？钱、刘等人又怎会造鲁迅发疯之谣？这子虚乌有，纯属周作人自己编造得来。这也充分说明，一提到鲁迅，周作人的“绅士”面孔便无影无踪了。我甚至认为，一提到鲁迅，他的内心就人格分裂了。

人们不禁要问：周作人缘何这么憎恨鲁迅呢？鲁迅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吗？我也是这样想的。为此，我翻阅了许多书籍、文章，可我终没有发现鲁迅做过对不起他兄弟的事，相反，我倒是发现，鲁迅做了许多对得起他这位兄弟的事。

1906年鲁迅带周作人返回日本后，为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姻，鲁迅牺牲了赴德国留学的机会，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也支付了周作人结婚的一切花销。之后，他到教育部任职，买下了八道湾的房产，将周作人夫妇安置其中。

鲁迅所做的这一切，不仅没有感动过周作人，到最后，他竟被周作人赶出八道湾。

这一切，只能说明，周氏兄弟失和，并非别他的问题，更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而是周作人的人格、人品的问题。

这种问题，到最后竟发展到令周作人“几乎丧失理性矣”。

1933年春，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即将出版的消息传来，周作人恼羞成怒。也是在与江绍原的信中，他写道：

绍原兄：

……观蔡公［按指蔡元培］近数年“言行”，深感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知堂  3.7。

“鲁”公者，即周作人胞兄鲁迅也。在周作人眼里，胞兄“鲁”公近来“几乎丧失理性”了。缘何？表现为二：一，“高升为普罗首领”，二，“将刊行情书集”也。

前一个表现就不必说明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周作人的妒忌之心的发作，而且，发作都很厉害。后一个表现，即“将刊行情书集”怎么就令周作人“丧失理性”了呢？显然，是周作人因闻听胞兄“高升为普罗首领”后而妒火中烧延宕开来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周作人容不得胞兄公开展示他们的爱情；也可能说，胞兄与“妾”不该有此爱情？此时，说“鲁”公“丧失理性”太过牵强；倒是周作人自己，是彻头彻尾地丧失了理性，甚至于他的人性了。

实际上，周作人对其兄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与婚姻的攻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在给香港朋友鲍耀明的通信中，他还是攻击鲁迅“纳妾”，还是骂许广平为“妾妇”。足见，他对鲁迅的幸福，是至死也不原谅的！

如果，周作人仅对鲁迅、许广平的恋爱、婚姻说三道四，人们至多说他虚伪，说他有“双重标准”，说他的人格不健全，说他的心理不健康。可周作人哪里是说三道四，而分明是恶毒攻击！恶毒攻击为哪般？难道鲁迅不配、不该过上有爱情的生活？难道只有他周作人才可以和他的日本老婆恩恩爱爱？

从后来的表现看，周作人不只是丧失了理性，而分明是病态化了。病态到连胞兄的一丝一毫的进步，都令他不能容忍，如坐针毡。

像周作人这样的兄弟，即便市井中的贩夫走卒，也断难有他这般毒辣阴狠。都说兄弟如手足，这像是手足吗？分明如仇敌！而鲁迅却从未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相反，他一直有恩于这个兄弟！

周作人一向标榜自己“宽容”、“儒雅”。可分明是连他的胞兄都不宽容、都不儒雅，不知他这“宽容”、“儒雅”指的是什么？

周作人是身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知识人，他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却又不能见容于自己的胞兄对自由恋爱的追逐与向往。对鲁迅人格的侮辱，既暴露周作人的忘恩负义，也暴露了他内心私处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小我”。这“小我”，已远胜于他公然标榜的那个“大我”——“宽容”、“儒雅”，也包括他在妇女、恋爱、婚姻、人性等问题上的虚张声势、冠冕堂皇。

“长兄如父”，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鲁迅便担负起长兄的角色，尤其对待二弟周作人，更是恩重如山。可周作人，这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人，却完全不像是一个知识人了，他连起码的做人的良知都丧失殆尽，还谈什么知识呢？这样的知识人，只能徒增人们对像他这样的知识人的无端恐惧。周作人最后走到落水附逆那一步，实在合情又合理。

作为一个知识人，周作人不会不知道“兄弟阋墙，共御其侮”这个最基本、又最浅显的常识。当日寇侵我中华时，周作人不是与自家兄弟放下个人恩怨，共同抵御抗击侵略者，而是公然投日。周作人背弃祖国，周作人背弃家人，落水附逆，甘愿做汉奸。此时，周作人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已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周作人不以为耻，反而为自己的投敌力辩。可惜，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了。

时过境迁。今日再回首，我们痛心地发现，像周作人这样的人，在日寇侵我中华时，“兄弟阋墙，不御外侮”的中华子孙，大有人在。

周作人虽然没有杀人，也正由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留了他一条小命。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精英，无疑，他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蒙羞。

周作人固然没有动刀动枪杀人，可他却用笔杆子糟践、侮辱他的兄长，一个有恩于他的兄长。实际上，即便无恩于他，他也不该手足相残。每念及此，心便发寒。

鲁迅走了，周作人也走了。鲁迅的形象，没有因周作人的贬损而受丝毫影响，倒是周作人，人们愈来愈看清了他的本质，他的低劣，他的无耻了。

而最令我深感悲哀的，是面对强敌入侵，全体中华儿女本应共御外侮时，却有那么一些中国人，或投靠、或借力于强敌，同自家人干将起来。

                                        二〇一五年二月七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