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

说到心理，人们常会说，某人心理有问题，某人心理不健康，某人心理很阴暗。

这里的某人，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也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但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生活中有心理问题的人，其实俯拾皆是，既不稀罕，也不必惊讶。

如果你既感到稀罕，又感到惊讶，只能说明你既不关注自己的心理，也不关注他人的心理。

不关注他人的心理，倒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不关注自己的心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实际上，心理问题，常被我们所忽视。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大在意自己的心理和自己的心理感受——所谓心理问题，实际就是心理的感受问题。

但心理问题，实在是一个既重大而又可怕的问题。之所以它会遭到自己和他人的忽视，就在于心理问题只存在于我们的心间，而与一个人的外在无关。无论个人还是他人，都只看重外表。没有谁想深入到对方的内心，了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对方的心理，与我有何干系？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光鲜，给人看。没有谁会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出来，给人看。即使他想给人看，也没人爱看。因为，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人们说，心病难治。

心病，是世上最难医治的病症，这话没错。心病是什么？就是心理疾病，就是心理问题。最高明的医生，恐怕也拿它没办法。能够医治心病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可问题是，我们愿意治疗吗？我们承认自己有心病吗？

心理问题淤积得久了，便成了心病，而心病又是医疗所无法救治的病。人们普遍认为，心病不治，也死不了人。看上去可能如此，但实际上，心病照样能导致人的死亡。

心病，即便死不了人，可病得久了，病得重了，也会得抑郁症，抑郁久了，不能自拔了，就会自杀。这些年，因抑郁而自杀的，不光有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商人和官员。

心病，抑郁症，都是心理问题，抑或说是心理问题之一。许多人虽然因此而自杀了，但抑郁问题，心理问题，依旧没有引起社会和人们的警觉与重视。人们完全把这个问题看作纯私人性质的问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不能说这样的想法完全没有道理，但若要认为很正确，恐怕也不可以。当纯私人性质的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并在社会引起恐慌与动荡时，谁能说这个问题还是很私人性质的问题？谁还能说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

心理问题，常被我们认为是一己的问题，而且也不是医学的问题。如此一来，它的存在，它的发展，都无人关心，无人重视了。但心理问题真的可以这么忽略不计吗？它真的无关紧要吗？它真的不需要护理吗？任由心理问题发生、发展、蔓延，其结果会怎样？一个人的心理问题，纯正地属于他一己的问题吗？与他人和社会毫无关系吗？

这一系列的阿容之问，并非是我复杂了心理问题，而是它原本就存在于那里，只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故意装作看不见罢了。故意装作看不见，它就看不见了吗？它就不存在了吗？它就不会出问题了吗？如果这是我们良好的一厢情愿，倒也罢了，问题是，它不是良好的一厢情愿，而是故意装作看不见！故意装作看不见，实质是妄想掩盖、隐藏即将到来的危险。个人有这种倾向，社会也有这种倾向。

我之所以要揭开这个问题的盖子，是因为，它不只是让许多人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更危险、也更可怕的，是许多人成了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张天宏看来，反社会人格障碍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成长过程中未能很好地习得一种理解他人内心的感受的能力，即缺乏共情能力。或许正因为此，反社会是公认的最难治疗的人格障碍之一。通常认为，它的病因来自于4个因素：遗传，脑功能缺陷，家庭环境和社会变化。

不能说所有反社会的人都是因心理问题所致，但一个心理健康、光明、温暖的人，他会反社会吗？按照张天宏主治医师的观点，反社会是公认的最难治疗的人格障碍之一。为什么最难治疗呢？我认为，不只是我们的医术不行，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与医术关系不大。之所以最难治疗，是我们缺少治疗方案。或者说，医学上的治疗方案并不靠谱，也不为患者所认同。民间倒是有情感护理中心之类的机构，只是这样的爱心机构少之又少，几乎到很难一见的程度。坦率地讲，把反社会人格患者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是难有效果的。不仅没有效果，我甚至担心会让患者病情加重。

张天宏医师特别强调家庭环境因素，称之是造成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主要病因。但在我看来，问题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依我之见，我更倾向于社会因素。是社会因素制造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不幸的是，社会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是它制造了这样的患者，即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就算它意识到了，也没有对这一部分人群及时给予护理。基本上是任其发展，自生自灭。是社会忘记这一部分人群的危害性了呢？还是放纵他们对社会的危害？从马家爵到郑民生，再到公交纵火案，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社会突然变得血腥、恐怖了起来。实际上，无论马家爵、郑民生，还是公交纵火案的那个农民，他们并非先天具有反社会的心理。导致他们的铤而走险，其起因大多与他们自身遭际有关。说白了，他们只是报复而已！很显然，他们不应该拿无辜者下手。

透过他们的心理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尽管与他们的不冷静有关，但终究也有我们这个社会的因素。不妨说，他们缺了我们的呵护，我们的护理，我们的关怀。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你兴许会认同我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心理问题，的确不是一己的问题，理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关爱。因为，心理问题一旦演变为反社会人格障碍，那受害的人，不仅可能会是你，也可能会是我。

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既然如此，那就理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不再是漠不关心，也不能再不当回事。要知道，心理问题，很可能演变成大问题，大病症，甚至于大事故、大灾祸。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个人问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平安无事。大到自杀和杀人。社会则不然。社会若漠视这个问题，那社会必将乱套，必将变成恐怖场。人们生活其间，如若安全感都没有，那活着的质量岂不更差！

我的意思很清楚，在对待人的心理问题上，社会得有担当，得做点事。深圳有个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它的创办人名叫徐景安。徐景安问：“我国巨大的维稳费中拔出一个小小的零头，就可建起全国的情感护理系统，这对预防自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利国利民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我并不十分清楚创办这样的护理中心，究竟能对人的心理问题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总比无好！做总比不做好！

现在，我们特别强调维稳——维护稳定，这没有错。让民众生活在稳定的社会，原本就是一种幸福。但维稳靠什么？靠武力吗？必要的武力是要的，但并非凡事都需要武力。对待人民，对待没有反社会行为的人民，莫说使用武力，就是恫吓他都是不能够的。实际上，真正要维稳，还得从人心维起。真正的稳定，也必是人心的稳定。现在，我们的民众，心理普遍有一些问题，甚至很严重的问题，你是任由他去呢，还是赶紧做做工作？你是去“严防死守”呢，还是排解、疏导？你是让其引爆仇恨呢，还是防患于未然？很显然，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定会采用后者，把问题解除。徐景安之问问得好！但问题是，为何一个小小的零头也不愿拨呢？我的理解是，可能社会认为，心理问题并不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心理问题，那是一己的问题，与社会关系不大。即使心理问题严重起来，成了抑郁症，乃至于自杀，终究是很个人的事。但是，我要问：如果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最后演变为反社会人格障碍，最后铤而走险，制造令人发指的社会血腥，那这个问题，还是他一己的问题吗？还与社会无关吗？

也许，这个时候，巨大的维稳费就要发挥作用了：该抓的抓，该打的打，该治的治，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

维稳是需要大价码的，而维心则只需“一个小小的零头”。

我也有心理问题，我也有抑郁的时候，我甚至对社会也有过不满、反感、气愤的时候。但我终究没有自杀，更没有杀人，没有反社会。我的“了不起”，就在于我有自己疗救自己的本领。试想，一个人他若连自己也疗救不了，他还能干什么呢？他还想干什么呢？

无论是心理问题，抑郁症问题，还是反社会人格障碍问题，统统是心病问题。有些心病，病得久了，就会出问题，出大问题！有些心病，病得久了，就成为了伤痛。所谓疗救，既疗救问题，也疗救伤，疗救痛。

那些铤而走险的人，那些选择把事闹大的人，其实都是不会自己疗救自己的人。如果社会，如果他人不能帮你疗救，不屑于为你疗救，那你就只能自己疗救自己了。即使痛得哭了，也不必叫他人看见、听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人人自危、谁也救不了谁的时代，那唯一能救你的人，就是你自己。

我的心理问题也很严重，因为，我的心理问题，既有私人性质的东西，亦有社会性质的东西。许多时候，社会性质的东西左右、影响乃至于切割了我的生活。好在，我说过，无论个人性质的东西，还是社会性质的东西，都不能使我自杀，抑或杀人。（如果二者非要我选其一，我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前者）。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似要归功于我的自我疗救的本领。

一个人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若无自我疗救，自我疗伤，自我疗痛的本领，他真的就只有自杀了。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