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官员

这个社会很吊诡：当有违社会公德的事件发生时，几乎人人义愤填膺，个个都是社会公德的“教父”。而实际上，当事件发生时，倘使他们恰巧经过，可以百分百地说，“教父”们会昂首阔步，目不斜视，绝不会同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作斗争。你看看网络，都是声讨的：声讨社会、声讨官场、声讨各种社会事件的制造者。好像这些网络上的人，不仅是社会公德的“教父”，亦是正义与真理的化身。

“教父”、正义、真理，何其多矣！这原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庆幸，可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何只见声讨者，而不见真正的“教父”、正义和真理者？

那些躲在网络里的人，难道都是虚拟的？抑或虚伪的？

这样的众生喧哗，整齐划一的声讨，给人的感觉真是很好！可倘若跟着感觉走，那就危险了。这些声讨，说白了，只是起哄，跟风，人云亦云。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思考。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以为，说上几句充满激情，甚至极端的、批判的话语，自己就成了斗士，就成了有正义的人。殊不知，这种做派，恰恰是缺乏头脑的行为。

比如，面对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的争端，网上一片叫打声。可真要打起来的话，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呢？这些叫喊最凶的人里头，有几个现在是手握钢枪的人？有几个人会在打起来之后，毅然决然地冲上前线，与敌厮杀？

社会需要理性，可这个社会分明没有多少理性。

没了理性，看任何问题都偏执。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公务员与官场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公务员与官场，要么是贪腐的，要么是黑暗的。

完全可以这样讲，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公务员已被标签化了。

一方面，社会将普通公务员与官员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收入高、待遇优厚，还手握大权，权力寻租的机会俯拾皆是。

另一方面，认为所有的公务员，都有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或者能通过其他方式敛财。

标签化的结果，便是：无官不贪。

而事实又如何呢？

我要说，绝大多数的官员，是想贪却贪不到。

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曾先后在基层的小官场文联，工商联，科协，社科联等被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任过职，这些部门虽然行政级别同那些有油水的部门一样高，可像我们这样的部门一把手，竟不及有油水部门下面一个中层干部威风。

实际上，中国基层的公务员，不仅收入不高，而且毫无权利变现的机会。

至于官员，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不仅如此，若依我的看法，官场简直非人呆的地方。《旧唐书•李宗闵传》里有句话说得极好：“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

2014年6月6日，《齐鲁晚报》有一篇揭秘官员抑郁症的文章，作者张红光、付晓晓。其中一节写道：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谁让你这么做的？我让你怎么做账你就怎么做！”作为某县领导秘书的杨柳，3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睡眠很少，经常在梦里遭受领导的呵斥，在恐惧中惊醒。然后他额头冒汗，身心俱疲，睁着眼呆坐到天亮。

3年前该县某领导培养“苗子”的一场选拔中，为人忠厚的杨柳来到领导身边做秘书，重点管理财务。领导经常要求杨柳违规操作一些账目。强势的领导还要挟他，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后来，那些账目越来越过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良心也备受煎熬。”杨柳提出换工作，甚至辞职，但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事情，领导说啥都不放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到后来我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了，先后住了两次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最终，患病的杨柳还是换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几近放弃了前途。

这节文字表明，做一个公务员，绝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光鲜。这个杨柳，以抑郁症结束自己的前程，在官场并不罕见。

也就是说，官场除了倾轧，还有类似杨柳的这种压力。

那么，类似杨柳这样的公务员，是否只是极少数？

张红光、付晓晓就此写道：

对于像杨柳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早已司空见惯。他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为公务员。

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高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

类似于这个县长患有这样严重抑郁症的，为数可能真的不少。我们无法知道具体数字，但我们不时地能够从媒体上得悉某地的某个领导因长期精神抑郁而自杀的消息。为什么会抑郁？我们很少去思考。以一般的思维，尤其那种标签化的思维，这些自杀的官员，一定畏罪自杀。如果无罪，他们为何自杀？当结论出来是抑郁症时，我们还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是官方为其开脱罪责。

人们不禁要问，公务员这个看上去如此风光的群体，为何易得抑郁症？

张红光、付晓晓在他们的文字中这样写道——

很了解浙江省市县乡四级公务员心里健康状况，做摸底调查研究的赵国秋每周半天坐诊，“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这些人中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不在少数。”

……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心里学专家赵国秋强调说。

赵国秋认为，目前诱发官员抑郁的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心里学专家赵国秋所指出的诱发官员抑郁的因素，身居官场的人大都深有体会，但外界却知之甚少。尤其“习李”执政后，掀起了反腐风暴，打倒了一批“老虎”和“苍蝇”，人们便以此认定，官场没一个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绝大多数官员不仅贪不到，反而压力巨大。

面对巨大的压力，该怎么办？继续往前走，太痛苦，退下来，不到年龄。许多人不得不无奈地在自己的位置上苦熬下去。一些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于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官场上的人，之所以易得抑郁症，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赵专家好像没有谈及。这个因素就是，官员几乎无法与他人取得沟通与交流。他们的苦，只能埋葬心底，自我消化。他们既不能与同事聊，也不能同组织聊，甚至连家人、朋友都不能聊。如果某个官员在网络上掏出他的心里话，不仅没有人支持他，理解他，反而会招致千千万万网友的声讨和炮轰。认为他“得了便宜还卖乖。”

作为官员，既然选择这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就应当多奉献、少索取，吃苦在前。如果官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只是官员自身的腐败问题，而关涉到制度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以平常心，以理性，以客观来看待官场这个群体。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没有他们的功能。

对官场的种种恶习与贪腐，我反对最甚，态度、言词素来毫不留情。关心我的朋友甚至要我“多加小心”。而我依然故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与老百姓站在一起。

至于我不赞成舆论场中的公务员标签化，乃在于我身在其中，深知公务员这支队伍里，有许多人像我这样，靠工资吃饭。我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更没有任何敛财的途径。在清水衙门工作，连权力都谈不上，还谈什么用权力变现？

将普通公务员与官员相提并论，是片面的、有失公正的；将官员与官员相提并论，也是片面的、有失公正的；认为所有的公务员待遇、福利、权力都很好、很大，还是片面的、有失公正的；认为所有的官员都是贪腐的、不干净的，依然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2014年6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有篇报道：八项规定等禁令之下，一些官员不敢为也不想为。

报道写道：

宁夏中部一位副处级干部说，新规之下，官员们都处在“高风险”用权的环境之中，不仅主动以权谋利不行，而且处处都得防备诱惑。他说，为了防范风险，一些官员索性“廉而不勤”了。

一位贫困县的县长忧虑地说了3遍“不好干”。他坦言：“为官不易”并不能怪八项规定，而是“环境不自主”。一方面老百姓迫切希望一任干部给地方带来改变，一方面上面又让你背负起无限的责任。如今，千方百计维稳，缩手缩脚干事最能形容基层干部的心态了，好多事情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也找不到合理的边界，还得时刻提防不能出事，不少官员担心出问题而索性不干事了。

这篇报道，让我们了解到官场当下的另一种生态：工作不好干！一些官员索性“廉而不勤”，一些官员担心出问题而索性不干事。

这种现象是八项规定等禁令出台后的产物。让官员有敬畏感，是好事。把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是好得很。但八项规定等禁令，终究不是制度。所以，才出现“廉而不勤”的现象，才出现担心出问题而索性不干事的现象。

但八项规定等禁令的推出，终究是有积极影响的。至少，让一些官员不敢贪了、不敢受贿了，不敢作威作福了，不敢胡乱作为了。在我所在的地方，连一顿饭局都不敢参加了。

这正是八项规定等禁令受老百姓欢迎的所在。现在，之所以会出现“廉而不勤”、出现索性不干事，还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缺陷。让官员的日子不好过，甚至很艰难，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制度。

都说军民鱼水情。官民也应该是这种关系。老百姓是水，军人和官员是鱼。对官员而言，老百姓这水，还有另一种解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只有当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种口号，一种形式时；只有当官员心甘情愿做人民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摆官架子，耍官腔时；只有当官员的权利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权利面前谨小慎为时；只有当官员过得清贫，没有任何特权与任何享乐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官场，这个制度就显得完美了。

而真正的完美，可能还需要我们的民众在对待官员时，也能有好感，也能有同情，也能有理解。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确堪称完美。这样的完美，是我的期待，也是我唯一的政治理想。

而现阶段，不管官员如何不容易，也休想博得老百姓的好感、同情和理解。当然，这与官员们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坏影响有关，希图短时期内消除这种影响，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我，为官场上一些官员和并非官员的公务员们所说的这几句话，也必将遭致反对，甚至声讨和炮轰。

坦率地说，我颇同情那位贫困县县长。他说“不好干”，绝非矫情。他坦言“为官不易”，也的确不是八项规定等禁令所带来的。一方面要满足老百姓的心愿，一方面又要服从上面的种种要求。比如维稳。老百姓遇到问题要越级上访，这无可非议，可上面却因你的辖区有上访而追究责任。而你若阻止老百姓上访，老百姓就不高兴，就闹事，而老百姓一闹事，上面又要处罚你。

不好干的县长，他还是要干。官到这个台阶，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不会丢官的。只是他这么地干，也实在受苦——心灵之苦。更大的苦，是他不能倾诉他这个苦。他既不敢对上级诉，也不能对下级诉，更不能对老百姓诉。如此一来，长此以往，你说他不得抑郁症，谁得？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