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化之死与安庆新政

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我十分欣赏佛家的观点。在佛家看来，死去的只是人的躯壳，而非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绵延不绝的。

人，除了一具躯壳，应该还有点别它的，比如灵魂。佛家所谓真正的生命，是否指的就是这个？

实际上，我最欣赏的，还是佛家的来去自在，自如而死的能耐——在我看来，这既是一种能耐，亦是一种气概。

所谓来去自在，自如而死，便是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死，要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

佛家是否都能这么做，我不得而知。但唐朝时期，有个叫普化的禅师，却是这么做的。

有天，普化禅师向人化缘一件“法衣”，一位施主便用上好的布料做了一件袈裟送给他，但普化却说这不是他要的“法衣”。临济禅师知道了，请人送了一口棺材过去。普化禅师看到棺材，心内大悦，可嘴上却说：“临济厮儿饶舌。”

他高兴地到街上大喊：“普化明日去东门死矣。”

哪有人说死就死，大家想看看普化如何死。第二天一大早，东门外已是人山人海。普化扛着棺材来到东门，看到这种情景，皱皱眉头：“这么多人来看热闹，我今天不死了。”他对众人说：“普化明日去南门死。”

众人很扫兴，不过，隔天还是有不少人跑到南门。普化仍嫌人多：“普化明日去北门死。”去北门那日，人还是很多，他就决定再到西门去死。如此地折腾，让许多好奇的人都失去了兴趣，有的人甚至不相信普化的话了。

第四天，普化来到西门时，看见来看热闹的人已寥寥无几。普化说：“你们很有耐心，跟着我跑了四个门，好，这次我就死给你们看。”

说完，他躺进棺材，圆寂了。

普化禅师，从史料记载来看，活得很潇洒。所谓潇洒，就是他的佯狂。说道佯狂，我们很容易想到济公。对了，普化、济公、寒山和风波，正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疯僧”（实为四大活佛）。

所谓佯狂，不过疯癫而已。在那些正人君子眼里，是极不屑的。正人君子都是些啥东西呢？在佯狂者眼里，所谓的正人君子，干的却是男盗女娼的勾当。

佯狂有两种：一种是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与控诉，反映着一种消极无望的社会情绪。另一种，个人的辛酸痛苦与对人世冷漠的绝望。

在一个无望的社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佯狂，可能是一种最绝佳的宣泄方式。即便与统治者面对面，也不必担心性命。因为面对一个疯癫之人，谁会同他较真呢？

当然，最令我感兴趣的并非普化的佯狂，而是他的死。

实际上，类似于普化禅师这般死去的活佛，并不鲜见。在我以往的文字里也曾写过。但普化禅师之死依然令我兴趣盎然：感觉一个人倘能这么把握生死，来去自如，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但自己不免又悲观起来。悲观什么呢？悲观普化禅师可以那么死，而我们却做不到。

当然，一般人要想做到也能，这就是自杀。不过，这自杀与普化的死差别可远了。

也就是说，自杀的人，看上去也能够把握自己生死，做到来去自如。可自杀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受人待见，更难以为人们所乐道。

实际上，普化禅师的死，也是一种自杀。不同的是，人家这种自杀，勿须自杀工具——上吊、喝药，抑或投水。总之，比我们的自杀要省事得多。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既不上吊，也不喝药，更不用投水，普化往棺材里一躺，他怎么就能死掉呢？

世俗里的那些自杀者，倘也有这番本领，那他的自杀，亦同样会深受人们的欣羡与感叹。

普化之死，让我不敢自杀。我怕人家笑话。笑话我这个人为了一次死竟弄出那么大动静。在我看来，不管用哪一种方式自杀，包括跳楼，都是很大的动静，而死是不需要动静的。我甚至认为，普化也不必那么死。既然有那样的本领，何不安静地死去？死在于己无关的陌生人面前，难道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死的本领？能在陌生人面前说死就死，这端的是本领，可这本领没有必要显摆给他人看。死是自己的事，是很尊严的事，也是很隐秘的事，更是很安静的事。

我说，普化之死，让我不敢自杀。但有一种人，却敢于自杀。

[埃菲社北京5月29日电]中国为推行火化制度，节省土地的努力日前在一些地区导致悲剧，安徽省安庆市6名老人为避免棺木被收缴，能够“睡棺木”土葬而选择在殡葬改革实行日前自杀。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奉行“入土为安”的殡葬习俗，但土葬占据的土地空间令人担忧。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实施殡葬改革，要求从6月1日起，全市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火化制度在中国很多地区已经推行，但并不总是受到欢迎。这一次，安庆市的新政遭到很多居民尤其是老人的强烈反对，当地一些老人遵循传统风俗，数十年前就打造了自己的棺木存放在家中。这一政策出台前，安庆市多地农村已大规模强行收缴或拆解村民棺木，令这些老人在心理上备受打击，在安庆市先后有6位自杀身亡的老人，其子女均称老人是为了避免6月1日后的火化政策而自杀的。（《参考消息》，2014年5月31日，第8版）

关于普化禅师的死，许多文字都说他是自己扛着棺材去死的。我对此有些怀疑。就我们所见过的棺材来看，以普化一己之力是扛不起来的吧？至少也很吃力的吧？

活佛普化尚且要死在棺材里，这说明中国的殡葬文化就是活佛也不能例外，也深受其影响。而中国安庆的殡葬故事，改的就是不让死人睡棺材。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殡葬文化，格格不入。但安庆的改革者真是有魄力！他们敢于向中国的传统习俗、乃至于文化宣战！他们要破一破这习俗，他们要创造新的“文化”！可有那么几个老人，硬是不买他们的账，改革一出台，这几个老人就自杀了。他们的自杀并非抵制政府的改革，而是他们不愿因为改革而在死后睡不到棺材里去。

我们且慢批评这几位老人。他们的确没什么觉悟。可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他们这样做也实属正常。作为一个小老百姓，他们的人生要求其实并不高，更不过分。他们只是按照祖上们所做的去做，在他们死后让他们入土为安，睡到一口棺材里。而今，政府砸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许多年的那口棺材，目的就是让他们死后没地方睡，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安庆的新政要在2014年6月1日后实施，为了睡进棺材，入土为安，6个老人赶在新政实施前，提前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普化当年可以扛一口棺材去死给人看，即便普化是真活佛，也难以料想千年之后会有小老百姓为睡进棺材而提前结束他们微小的生命。

普化是为了显示他能把握自己的生命，来去自如，从而高调地去死。而安庆的这些小老百姓们可没有这样的心思。死，对他们来说，是身不由己，是不得不死。他们原本可以老到自然死，可现在，由于一纸新政，竟要让他们提前死。

这样的新政，被称之为悲剧，实在很服人心。但人们关心的是，悲剧发生后，新政将向何处去？是继续，还是停止？

普化若活着，不知他对这新政会有何观感？

死人，按说应是个很私人的问题。可死的人多了，坟头遍地都是，政府就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了去年的周口平坟。周口以为平老百姓的坟，老百姓就是反感也没办法反抗。可结局却是，平坟偃旗息鼓，平掉的坟头一夜间又长了出来。这显然不是老百姓反抗的结果，这是社会舆论一致不认同的结果。

为什么不认同？你政府没有权力平老百姓的祖坟。扒老百姓祖坟、拆老百姓房屋，这都是伤害老百姓情感的事。这样的事做得多了，老百姓即便不造你的反，对你也没了一丝一毫的情感。

安庆的新政也很不受欢迎。估计也会走周口那老路——声势很大，不了了之。

实际上，安庆所为压根算不上新政。解放后，中央政府就提倡火化了。时至今日，安庆才想得起来做几十年前本该做的事，算什么新政？原本是旧政新做，却遭到如此反对，大抵也是安庆万万想不到的吧？尤其自杀了几个老人，就把安庆推到了风口浪尖，即刻招致社会舆论的狂轰滥炸。

无论周口，还是安庆，无论扒祖坟，还是倡火化、不让睡棺材，看来都阻力很大。不仅当地的百姓不理解，不支持，外面的人们也不理解，不支持。不理解，不支持的新政，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执行不起来，都会胎死腹中。亦可见，在死人问题上动脑筋，做文章，真不是一件好做的事，也是极冒风险的事。

我也主张并支持死后火化。可作为政府，能否不要一棍子打死？即能够允许一些坚决不要火化且要睡棺材的人有这样的自由？事实上，我一直主张人火化后可以深埋于泥土中，不留坟头，不立碑。反倒是城市所建的公墓是极大的浪费土地，而且成了死人的名利场。不只如此，还把墓地搞得寸土寸金，比房价还贵。这是谁之责？如果政府把房价弄得那么高，高到一个人一辈子只为住上一套房子而活，那这个人他会有幸福感吗？他不仅没有了幸福感，而且他会对这个社会怀有深仇大恨，他的心态就会扭曲，他的精神就会崩溃。他会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同样，如果一个人死了，他的后代连一块墓地都买不起；如果一个社会弄得一个人死了连埋他的地儿都没有，这又是什么社会？

在村上春树看来，如果把普通老百姓逼入苦干了一辈子都无法拥有自己住宅的惨境，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正常的社会。

依我之见，把公墓都取消，将每一个逝者的骨灰盒或罐都深埋于地下，上面种一棵树，既解决了殡葬中最大的问题：入土为安，又不浪费土地。岂不完美？

实际上要这么做，依旧像做其他事情一样，需从上面做起。即从北京的八宝山公墓开始革命。我们知道，进入宝山公墓，是需要一定级别的。许多活人为了在死后能进入其中，就必须努力向上攀爬。

我不知道，这些大官们为何到死也看不透人生。说到看透，我对死后的处理方式是：烧掉，撒掉。既不占用土地，也勿需立碑，连种一棵树也免了。

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周口、安庆的领导们岂不乐呵！可人人做不到我这样，所以，他们乐呵不起来！

其实，出不了三代，许多人的坟，许多人的墓——不论建得多么豪华，都可能会无人问津。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