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 瘤 ”

北京的房价，有人说像害了热病，看上一眼，就心惊肉跳。

北京是首都，中国的首都，她的一举一动都有示范意义，房价当然也不例外。

受了这示范的影响，中国各地，连最基层的县城、乡镇也未能幸免。

中国的房价，愣是让人看不明白，想不明白。大家都在问：房价怎么会这么高？

房价怎么会这么高？多少年来的一个问，直至今日也没人给出我们满意的答案。

北京的示范作用，固然功不可没，但也不能就此把全国各地的高房价之责全推给北京。大多数人都把矛头对准地产商。认为是地产商哄抬房价，造成了房价高企。实际上，我们只看到地产商赚了盆满钵满，而忽略了同样赚得盆满钵满的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而言，高房价不仅拉动了GDP的增长，更重要的，还在于增加了他们的财政收入。

我不懂经济，是个经济盲。可我相信，再怎么不懂经济，也会有这样的常识：一国一地的房价，与其经济发展密切关联。

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房价才会水涨船高。而这一点，中国确实做到了。做到了，就意味着我们的房价要上涨，这也非常天经地义。可让中国人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房价涨得那么高，高到与我们的收入不能成比例？这种离谱的高房价，这种不可思议的高房价，既然不是因为我们的收入高而引发的，那又是何种原因引发的呢？

我以为，这是各级政府与地产商合力推动的产物。

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会讲到。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想先同我们的政府探讨一下，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自己一直坚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那何谓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欠发达国家，指经济、社会方面发展的程度还很低。

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个欠发达国家。那既然欠发达，即便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房价也不能高到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许多人买不起房。

中国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欠发达国家，可我们的房价却不“欠发达”，而是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

今年第8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刊发了刘明昊、徐进的一篇文字——《新中国初期的北京“房荒”》，读后，很令我有一些想法。摘抄如下：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当时，北平房屋紧张，“房荒”问题甚至被一些市民称为“北平的毒瘤”。那么，导致“房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初，中共将其归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房租与房价不断被推高，军事上的溃败又让“许多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及恶霸地主逃来北京”，使得市场供不应求。

但是，北平市研究室1949年3月的调查材料却显示：因战争而来的逃亡者“渐返乡”，国民党军队也“离城改编”。然而，中共又一度认为北平的“房荒”是“由于分配不匀”造成的，因为“少数人占用了太多的房屋，甚至还有空锁起来的”。因此，1949年11月，中共提出：“兹为减轻与防止首都房荒，鼓励房屋出租，决定将自住房屋的房产税从原来的占出租房屋纳税额的十分之六提高为十分之八”。中共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增加自住房屋的纳税额鼓励房屋出租，可事实上，北平市市民租房住的占70%以上，房屋出租的供给难以增加。因收房产税而要涨房租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中共逐渐明了“房荒”源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认为正确分析这次“房荒”的原因需要从中共进城所引起的变化着手。彭真曾在讲话中提到：“现在房屋问题，发生了困难，这是发展中的困难，而且这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口增加得很快，房子本来就不够用。”增加的人口又是哪些人呢？彭真如是说：“也有的代表讲：房屋困难是中共带来的，这样的讲法也有道理。中央不在这里，困难可能会少些。”

解放军进驻北平后，遭遇了“房荒”，这令中共很头疼。一度，他们把责任推给“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发现，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责，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一下子进来了那么多人，引起的。

今天的高房价，也令中共头疼得很。为了解决这个头疼得很的问题，自2003年以来，中共不断出台调控楼市新政，结果却是，越调控房价越飞涨。中国这奇妙的楼市，估计连中共自己也会莫名所以：没调控还好，一调控，房价反而涨得更高了。难怪，老百姓现在再也不希望政府发布楼市调控新政了。

想一想真是有趣：中共进北平时，“房荒”问题被一些市民称为“北平的毒瘤”。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房价问题又成了“毒瘤”。

既然是“毒瘤”，无论是当时的中共，还是今日的中共，无不希望采取措施疗救这“毒瘤”。可当时北平的中共，由于“财政困难”及“阶级”观念，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新中国初期的北京“房荒”》一文写道：

“房荒”既然是由于房屋的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建房以扩大供给是解决的途径之一。根据北平市政府所作的统计：“必须增加房屋57000余间，以上困难才能初步解决。”早在1950年1月，中共在内部会议上便商讨“组织公私合营的房屋公司，拟集资人民币500亿元”，“股份比例是公家3成，私人7成。”

这种想法终因“财政困难”及“阶级”观念而未付诸实施。

今天，高房价这个“毒瘤”，为何也像当年北平的“房荒”一般，难以疗救？难道也是因为“财政困难”及“阶级”观念？几十年过去了，除了“阶级”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财政依然是困难的。而财政困难，正是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如何解决财政困难，是各级政府非常伤脑筋的事。在一些较发达地区，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包括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财政自然好过。可对于那些既无工业基础，又无招商引资成果的欠发达地区，房地产无疑成了他们的救星。房地产发展得越快，房价卖得越高，这对他们的财政收入来说，也就有利可图。这么好的事情，政府会把房价往低处压吗？

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之二，是北京的示范影响。

各级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紧紧跟随北京，亦步亦趋，经济上又何尝不是？北京的房子既然可以卖那么好的价钱，我这里怎么就不可以呢？北京的房价经历了调控却不见效，地方政府更是乐不可支——你的调控尚无效果，我这里怎么会有效果呢？你调控不好，想必也不好骂我调控不力！

北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自己都没做好，地方上做不好，我如何责怪他们呢？

于是乎，房价就是这样地成了“毒瘤”。

这么说来，中国的房价——也就是我说的“毒瘤”，真就解决不了了吗？我不这么认为。

要解决这“毒瘤”，彭真的那句话，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彭真说：“也有的代表讲：房屋困难是中共带来的，这样的讲法也有道理。中央不在这里，困难可能会少些。”

北京高房价这个“毒瘤”，之所以调控不下来，与驻京的机关多、工作人员多，不无关系。前几天，地产界的一个大佬说，除非把国务院搬出北京，否则北京的房价是不可能降下来的。这话说得很到位！也很让我感兴趣。但国务院能搬出北京吗？当然不能。既不能，这位地产大佬的意思似在表明：你们就不要大呼小叫了，叫死了，房价也掉不下来。

国务院可以不搬，全国人大可以搬，全国政协可以搬。前者搬到上海去，后者搬到南京来。

然后，再把北京所有的高校都搬出来，分散到全国各地。北京，保留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足矣！

这么一来，北京房价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会被“调控”好。北京的房价“调控”好之后，全国各地的房价都会“调控”好。即便是牛逼哄哄的上海，倘北京的房价只有2000块钱一个平米，上海他还敢卖五六千？就是敢卖五六千，他敢卖一二万？至于其他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小地方，人民生活水平还不是很好的地方，北京的房价若真的只卖几千块钱一平米，我敢打赌，他们那儿的房价，顶多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平米。

解决了住房问题，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他们不再一辈子为住房而奋斗了。他们不再因这奋斗而心酸、辛苦一辈子了。

解决了住房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要看到，因为房子问题，引发了诸多的中国式问题；因为房子问题，中国人的心理都出现了问题。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