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话

一般而言，做官人的嘴巴管束得还是比较严实的，这与修养、学识都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官场的那种生态。

但他们终究是人，想说的话硬压抑着不说，也会很难受。所以，一些官员会于不经意间倒一倒苦水、诉一诉衷肠、说一说心里话。

最近，承德市兴隆县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就因为倒了不该倒的苦水、说了不该说的心里话，而栽在了嘴上。

在一段显然是由同桌人偷拍的视频中，这位镇党委书记喝着五粮液，抽着中华烟，吃着龙虾、螃蟹，说了一段引发众怒的话：“现在的老百姓就是，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

关于这次宴请，有一个传言，那就是席间的一个女人设计了这次“鸿门宴”，并偷拍了这次视频。而挑起“老百姓”话题者，也正是此女。

这个女人为何要陷害梁书记？据说与她的哥哥被判刑有关。

视频在网上出现后，兴隆县立即做出处理：梁文勇被撤职，其他8位参与宴请的干部分别被记大过、记过。

我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想发表意见。我只是觉得这个老兄政治上太不成熟，嘴巴管束得不好。苦水再多，也倒不得，至少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倒。——重庆的那个雷政富，也是被人设局陷害的，可人家那是“性”福，而不是梁兄的“嘴”福。

雷为一次“性”福，丢了官；梁为一次“嘴”福，丢了官。全是被人设局而丢的。可见，做官的不能随便出来，不能轻易说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是一个防不胜防的时代，总有人有能力把你请出来，也总有人有能力让你说出来。

从此后，我估摸，做官的说起话来一定会更加地谨小慎微了。然而，本月12日，《新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刚刚遭受水灾的余姚市市委书记毛宏芳。没想到，这位书记讲起话来的“直率”劲，一点也不亚于梁书记。

专访很长，我抽取其中几段。

新京报：大家都非常关心余姚水灾，想知道这次城市积水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毛宏芳：主要还是老天爷不作美，雨量太大。

在历史记录当中，余姚遭受最大的一次雨灾是1962年的台风，也没今年严重。去年台风“海葵”从余姚正面登陆，降雨量250毫米，这次达到500多毫米。打个比方，就好比68个西湖的水量，或者北京两年的降雨量，在两天时间内倾泻而下，真是百年一遇。

新京报：但很多人质疑大水多日不退和城市下水设施不完善有关？

毛宏芳：余姚的水位超过警戒水位1﹒56米，达到5﹒33米。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哪个神仙也解决不了，太为难了。

新京报：此次台风来袭，余姚的预警和启动应急预案是否及时？

毛宏芳：7日凌晨台风登陆，登陆之前余姚没有刮风下雨，因为登陆地点是在福建，跟这里没什么关系，所以从中央、宁波到余姚的气象台，都没有预警。

……我不是自夸，这次台风预警，我们反应很快。

新京报：在水灾中，老百姓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不满和怨言，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毛宏芳：老百姓在灾害中受到了委屈，感到痛苦和煎熬，想发泄和抱怨一下，我对他们的想法表示理解。但有想法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沟通，不应该采取过激的行为。

新京报：你会为此觉得委屈吗？

毛宏芳：只要我尽职尽责，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的工作，就够了。

新京报：如果给这次救灾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毛宏芳：60分。

新京报：刚及格？

毛宏芳：虽然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也想做好，但看抗洪救灾的结果，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你让老百姓受罪受苦受难，就只能打这点分。

新京报：水灾日益减退，能否谈谈这次城市应急预案暴露出哪些问题？

毛宏芳：我不是在强调客观原因，当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任何城市的任何基础设施、任何预案都是抵御不了的。

不难看出，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的毛书记，心里头并不是很愉快。有些情绪，也可以理解，毕竟，刚刚经历了这样一次大灾、大难。他这是在接受记者采访，倘使采访中所说的一些话，放到酒桌上，估计毛书记极有可能也要丢官。

在毛书记看来，余姚的灾难是天灾，是老天爷不作美，所以他说就是神仙也解决不了。既然神仙都解决不了，老百姓就不应该有过多的怨气，更不应该有过激行为。老百姓该怎么做呢？听天由命。毛书记强调指出，只要他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工作，就足够了。不过，他这话很让老百姓弄不懂、听不明白：他的良心是什么？他的工作又是什么？为什么他不提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在不在他的良心之内？老百姓在不在他的工作之内？如果在，那就说明，他对得起老百姓了。他给自己打60分，《新京报》记者认为，刚及格。而我则认为，刚及格这个说法不靠谱。要打分，也只能让老百姓来打。在一场大灾面前，政府只得了60分，显然是不够的。固然，我们不能奢求他们得满分，但也绝不能只得60分，而且这还是自己打的分。《新京报》的记者应该去问问老百姓，能给政府打多少分。老百姓打出的分，才比较靠谱，才是政府的真业绩。

说来凑巧。写这篇文字间隙，打开本月的《读书》，无意中看到王炎写的《电视化的城市灾难》一文。文中所写的一段文字，不禁让我想起余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飓风桑迪登陆新泽西，一百一十三人丧生，美国六十多年未有，损失之大，高居飓风史上第二位。

新泽西州、纽约市政府在一周前就发了预警，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几乎每年一月份，美东地区都下大雪，政府部门总告诫居民，不要出门，买水囤粮，准备持久战。闹得超市的瓶装水、面包、香肠断货。有时还吓唬人说可能停电、停水，老实人便去买台燃油发电机，结果好多人家的车库里存着未开包的发电机。这次又放狠话，鼓动大家备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声色俱厉，命令住危险地带的居民转移。他讲话说：“钉子户”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还无视他人生命，不转移会连累救援人员。越说越气，爆了粗口：“不撤离的人自私，是傻瓜！”新泽西竟宣布全州紧急状态。

同样是天灾，新泽西州从一周前就开始预警了。预警还不行，市长布隆伯格只好“声色俱厉”、“爆粗口”。

而我们余姚的书记比布隆伯格文雅多了，既没有“声色俱厉”，也没有“爆粗口”。他只强调客观原因，告诉我们天公是多么不作美，以致于救灾工作“哪个神仙也解决不了，太为难了。”所以他给自己打了60分。如果不是客观原因，如果不是天公不作美，如果能够早一点预警，给他打个100分，也是没问题的。

我素来不喜欢听官话，不管他讲得何等动听。但我身在其中，不想听也得听。所以，我常逃会。

都说说话是一种艺术，做官的人可能个个都谙熟这种艺术。因此，他们都很能说，也很会说。

可我一直认为，说话不过是人的一种本能，而对做官的人来讲，说话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此，不管什么场合，领导都得“我先说两句”。

有了他这“两句”，其他的人才敢接着他定的调，说起来。

一般来说，领导讲话大都有秘书准备好材料，供其照本宣科——可有许多领导并不只照本宣科，而是边读边发挥，有时能发挥得无边无际，甚至莫名其妙，基本与“本上”没有任何关联。

我不喜欢开会，是出了名的，不喜欢开会实在与不想听官话，有关。其实我很希望他们能照本宣科，这委实能节省不少时间。最怕他放下本本，天上地下地扯。他讲得很过瘾，我听得很痛苦。

有人认为，官员讲话太随意，其实不然。私下里，他们的嘴巴还是颇为严实的。有时，我也纳闷：为什么这些人一到了台上，就那么能讲？敢讲？而在台下面，他们怎么就那么严肃？一言不发？沉默得令人恐怖？

难道台上的讲话能展示他们的领导水平？而台下的严肃、一言不发、沉默，难道则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威严？

一个人有了台上、台下这样两副面孔，他这官就做得像模像样了。

但依然有台上讲话不咋地，台下却照旧端架子的一种人——对这种人，我很鄙视，无论如何也好感不起来。

当然，我对人家的好感、坏感都不具作用，一点价值也没有。许多情况下，老百姓对某个官员口碑很坏，那个官员却提拔了；倒是老百姓对某个官员口碑极好，这个官员却提拔不了。

梁文勇丢官，与其说丢在了吃上，不如说丢在说上。他当时若只吃不说，估摸视频发到网上也不至于引起这样大的风波。这一次说话的教训，梁文勇当牢记一辈子。他日若官复原职，无论什么人，任你怎样挑起话题，我也不接茬，来一个装聋作哑，喝好、吃好，吃好、喝好。

至于余姚的书记，人家倒的虽也是肚子里的苦水，诉的是内心的衷肠，可人家面对的却是记者，是在抗洪救灾指挥部的一线，而不是私下的酒宴上，更不是雷政富那种在宾馆的床上。毛书记与记者的对话，老百姓听了即便不舒服，也拿他没办法。至于毛的上一级，部下接受采访，说话过程中有牢骚、有自夸，甚至有不当的地方，可终究无法上纲上线，实在抓不了把柄，打不了棍子。

难怪，官员们私底里都那么威严、一言不发，原来是怕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抑或怕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却被人学舌弄得严重起来。像梁文勇这样的小官，在那样的场合说出那样的话来，其实并不稀奇。有人说的话比他说的严重多了，可别人说了就说了，一点事也没有，而他一张嘴就把官丢了。他哪里想到，他赴的是一场“鸿门宴”？他哪里料到，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人，人家可是有备而来。

时代发展到网络时代，中国的官员们忽然发现，做官的环境变了，而且是风云突变，猝不及防。他们有些不适应，但接下来可能不适应也得适应。

有人感叹：做官的也不容易。说是一面要防贪腐被查，一面要防说话被视频、上床被视频。我说，只有做官的不容易了，不能随心所欲了，百姓才有好日子，百姓才会过上真正主人的生活。

老百姓并非不让你说话，你有说话的权力。老百姓反感的是，你说的话不像公仆说的话，你说的话像老爷，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还得惟命是从，老百姓不吃这一套。

时代的确变了，人心也的确变了。最大的变化，是老百姓不再像旧时代那样俯首听命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头脑，有了自己的思想，也有了自己的尊严。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四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