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人

说到做人，人们立马就会感慨：做人难，难做人。可见人们对于做人，还是颇有苦水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五常”之道，一直作为做人的道德准则，既是惟一的，也是至高的。即便在目下，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也依旧将“五常”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

“五常”是什么呢？“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为孔子所提出，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到得董仲舒，又将其扩充为“仁、义、礼、智、信”。

何为仁？

仁者，仁义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有人简而言之，说，能够爱人，即为仁。

何为义？

义者，人字出头，加一点。是说在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能出手出头，帮人一把，此即为义。

何为礼？

礼者，示人以曲也。己弯腰则人高，即为礼。简单地讲，敬人即为礼。

何为智？

智者，知也。把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东西都琢磨透了，就叫智。

何为信？

信者，人言也。所谓信，就是“一诺千金”，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五常”之道，说起来也没甚复杂，可若身体力行，恐怕就没几个人做得到了。所以，“五常”之道，只在许多人的嘴巴上挂一挂，而已。

我从来不认为儒家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但这个“五常”之道，就规范做人而言，还是极有意义的。按说，在中国的文化里，有了这“五常”，中国人在做人方面应该是很优秀的。可是，如果我们睁开眼睛说话，那我们就得承认，即便单就做人，中国人实在做得不够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说现如今的中国人谁还知道有个“五常”？即使一些读书人知道，也仅是知道而已。

这话听起来的确不那么舒服！这样大的事儿，这么厚重久远的文化，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使普通百姓不知，那读书人也不能不知啊！当然，仅仅做到知，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作为读书人必须身体力行，作个表率，而不是挂在嘴巴上，作为知识来炫耀。读书人只知不做，堪比犯罪，实在不可原谅。至于读书人未能广为传播，则未必算他的过失。毕竟他们只是个读书人，而非一个教书人。教书的人是有这个责任的，可学校却未必支持、鼓励，甚至允许他这么干。学校培养的孩子不是教他们如何做人，而是培养会考试的机器人。

中国人做不好人，不只是因为遗失了“五常”，还有我们的学校和家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教育之责。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古老未必完全地值得我们骄傲，可是其间的文化的确有很重要的部分，就像“五常”这样的部分，被我们遗忘和丢失，真是不可饶恕。也许我们可以再把它捡回来，可丢失容易，捡回则难。难就难在“人心不古”，难就难在“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所弥漫的都是这样一股风气，这样一种人品，“众人皆醉我独醒”，醒了也白醒，醒了也没用。

如果儒家的“五常”，我们做不到，也做不好，那佛家的“五个基本条件”，恐怕就更不是我们所能做得到、做得好的了。

佛家做人的“五个基本条件”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邪

不妄语

不饮酒

佛家做人的“五个基本条件”，其实是对应着儒家的“五常”之道来的。

不杀生，是仁；

不偷盗，是义；

不淫邪，是礼；

不妄语，是信；

不饮酒，是智。

佛家将儒家的“五常”变成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和不饮酒，实际是将“五常”更具体化了。更具体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操作，更好地把握。可是，当我面对这更为具体的佛家的“五条”时，我突然惊恐地发现：这同样看似简单的五条，其实是我们俗世之人更难以做得到的啊！

做不到会怎么样呢？

佛家可不像儒家那么“温良恭俭让”，俗世之人倘若做不到这“五个基本条件”，他们就让你“来生必堕三恶道”。

那何为“三恶道”？

即“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

“三道”又分上恶、中恶和下恶。

地狱属上恶，饿鬼属中恶，畜生属下恶。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五个基本条件”之中，只要有一条你做不到，都有堕入三恶道的可能，即便是最轻的处罚，也要入下恶道。

依照净空法师在《地藏经》中所讲的观点，如果人毁犯了五戒，你就不是人，而是妖魔。

我的惊恐，也便在这里。对照这“五个基本条件”或“五戒”，一条也不毁犯的，没有一人做得到。做不到，不只是堕入三恶道，而且在你活着的时候便已不是人了，而成了妖魔。——突然顿悟：为什么我们做不好人呢？因为我们早已不是人了，我们是妖魔啊！而“五常”之道则是针对于人的。

我说过，宗教常能给我以心灵的慰藉。现在，我又要说，它还能时不时地帮我解疑释惑，使我对许多苦恼之极的问题茅塞顿开。

如此，不由你不感叹，儒家真是充满了仁爱之心。他们苦口婆心地教你如何做人。你做得好了，他们为你高兴；你做不好了，他们也不怪你，而是希望你继续努力，并相信你一定能把人做好。可惜，我们都辜负了儒家的这一片好心！我们都成了不听话的孩子！也都成了不争气的孩子！在我们自感快要完蛋的时候，佛家站了出来。他们知道若继续采用儒家的那套一味迁就、甚至于娇惯的教育方法，是根本不能将人类拯救出来的。所以，他们采用较为苛刻、恐怖的“五戒”来规范我们，教导我们。实际上，单就这个层面来讲，儒、佛原本一家，都是想让我们把人做好。只是采用的教育方式不同罢了——前者总是慈善的，而后者不仅板起了脸孔，还威胁要把做不好人的人送入“三恶道”，受苦受难。

其实，真正的感叹，是人的顽固不化。儒家那么温情，我们却视为软弱，不理不睬。佛家很决绝，一点人情也不讲，目的并不是要害人类，而是想拯救人类，想让人类少犯一些罪恶，将来死后能安稳些，不致于受另一个世界里那么大的苦，可人类也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好像在说：“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这样的人类，在净空法师眼里，也就只能是妖魔了。因为，只有妖魔，才会好歹不识，才会不听规劝，才会一意孤行，才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尽管他不那么认可孔子，一并地不那么认可儒家的一些东西，但奇巧的是，他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中学时期开始，我便把毛泽东这“五个一个”看作是革命者所提出的一个革命性的期待或者愿望。作为一个革命者，毛泽东完成了他的革命理想，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但他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革命性期待，只在革命胜利后的某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内出现过共鸣，然后随着“文革”的暴发，这一期待完全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革”结束，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改革开放！从这天起，占据人们头脑的，便只有一个钱字了。革命者的期待，如同儒家的“五常”，如同佛家的“五个基本条件”，统统遭世人遗弃。

革命者可以用牺牲人的生命来推翻、打倒敌对的阶级，换取革命的成功。可革命者却无法将自己的某一个期待再以革命的方式——即牺牲人生命的方式来强制性达到目的。“文革”固然也很腥风血雨，可它却并未按革命者的意愿行事，相反，却走向了连革命者都不愿看到的另外一种结局。实际上，通过这场革命，革命者也于下意识里看清了人的本来面目——人原是丑陋的。

一场席卷整个国家，且长达10年的“文革”，丝毫没让革命者乐观地看到他的民众变成了他期待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是看到了“没几个高尚的人，没几个纯粹的人，没几个有道德的人，没几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没几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晚年的革命者，是落寞的，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成功的。他完成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国家的革命，他实现了他的革命理想。但战争性的革命胜利后，他又发动了一场文化性的革命。让他痛心的是，他没有赢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相反，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我永远敬佩毛泽东的骨气与才气。尽管他很知人，可他终究看不清真正的人性，就如同他看不清林彪之流一样。儒家的“五常”，毛泽东未必放在眼里，佛家的“五个基本条件”，更令他不屑。作为一个胜利者，他坚信的是，一个国家他都能拿下，难道他制定的“五个一个”这样区区的小目标，竟不能成功？竟不能变为现实？

有人一定坐不住了，说，发动“文革”的初衷并非因为毛泽东的“五个一个”啊！我也没说，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就只为他这“五个一个”。我只是认为，既然是一场文化革命，文化便是主要的。而革文化的命意味什么呢？意味着要改造人。谁又能说“五个一个”不是他老人家发动革命的目的之一？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初衷若是为了全面落实他的“五个一个”，那这场“文革”即便偏离了方向，走向了极端，其过失也要比官方认定的革命性质要轻得多。——既然“文革”已被认定为浩劫，那就应当容许我对“文革”作另番解读。毕竟，我没替“文革”翻案。

毛泽东试图以一场文化革命来改造人，来完成他的“五个一个”的期待与愿望，结果却是那么地不成功。佛家更为极端，以来生的大悲大苦胁迫活着的人们把人做好，同样没有什么效果。至于儒家，他以那样的温情脉脉来劝化世人，就更不能打动世人了。

但是否表明，人类就没救了呢？

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这样严肃的、甚至有点哲学意味的问题还是留给乐观的人来作答吧。我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能把自己把持好，就阿弥陀佛了，哪还能救得了别人？因此，我回答不了那样的问题。

事实上，我深感糟糕的是，我时常迷糊：我，我们，究竟还算不算人？如果是人，缘何我们总做出一些不像是人干的事？如果我们是妖魔，那我们为何还把自己称作人？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这世间还有人。只是，我们也要清醒：行走于这尘世间的，不一定都是人。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