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是忧郁闷是沉闷

                                   ——我的独白  

从汨罗归来，我发现自己的心境不是被化开了，而是更加地沉重了起来。许多网友问我：“怎么不写了？”阿容在此回答各位朋友，不是不写了，而是我心境有些糟糕。至于为何糟糕，糟糕的程度，下面自会写到。而写作，首先是写什么的问题。无关痛痒、风花雪月的文字，我断不会去写；针砭时弊、抨击时政的文字，虽受欢迎，却并不能改变什么、影响什么；至于像哲学一样的具有深刻洞见的文字，即便我写得出，同样也没有几个读者。在今天这个社会，文学被边缘化一点都不奇怪。事实是，文学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中心，然而她给予人的启迪和教化却是深远的、丰厚的、受益无穷的。

我承认，生存是第一位的，吃饭是人生的大问题。我也承认，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现在富了，很有钱。在中国的历史上，像今天这样有钱的时代，可能并不多见。只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我同样知道，产生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时代，也是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今天只生产物质产品，不生产精神产品的时代。其实，要说这个时代不生产精神产品，也不符合实际，许多人会跳出来骂我的！这句话应该改作：这是一个不生产伟大精神产品的时代！没有人敢跳出来骂我了吧？

一个人有了钱，他应该很有素养，——这只是我的揣想。总以为有了钱之后，应该变得很文明、很淑女、很绅士。可这揣想却被今天这个时代的有钱人击了个稀巴烂。在没有钱的人的眼里，那些有钱的人简直十恶不赦、恶贯满盈。有钱的人不仅是应有素养，很淑女、很绅士的那种，还应该是受人尊重的。但今天的有钱人，受人尊重吗？好像很不受尊重，而且还很被鄙视，甚至于仇视。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指责“富二代”，其实，“富二代”的问题，乃是他们的父母辈造成的，是他们毁了他们的二代、甚至三代，假使他们还有三代的话。他们以为给二代们钱，孩子便有了“钱程”。错！有“钱程”不一定有前程，更不一定有前途。

想一想会发现这个社会很有趣：有钱的人名声不佳，又深受仇视之痛；无钱的人呢，则又拼命地赚钱，希冀自己成为有钱的人。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即使名声不佳，又深受仇视之痛，但还是有许多的人向往成为有钱的人，过有钱人的生活。

以前，我总觉得做一个有钱的人，是很痛苦的，又觉得有钱的人，其实很悲哀。但现在，我发现，真正痛苦的，是无钱的人，真正悲哀的，也是无钱的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相当多一部分无钱的人，其心境是痛苦又悲哀的，他们对有钱人忿忿不平，内心却渴望自己赶快有钱，做个有钱人。难道他们也想被人仇视，或者，难道他们以为被人仇视也是一种幸福？还有，难道他们仇视有钱人是因为自己没有钱？世事复杂，人心更杂，我揣摩不透，只能郁闷着。

由个人想到了国家。

国家怎么样呢？国家很有钱！真不知道，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比中国更有钱。小孩子有个逻辑：有钱的人就是强大的人！中国人也有个逻辑：金钱是万能的！但这个世界也有一个逻辑：有钱未必强大！金钱并非万能！

还是以事实说话吧！美国是强大的，但美国没有钱。中国人借给他们许多钱，或者说，他们借了我们中国人，还有其他国家人民许多的钱，是为了发展他们的经济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国防开支很大，他们常以“反恐”之名想打哪个国家便打哪个国家。和中国人比，美国确实“穷”，但人家虽然“穷”，却千真万确地强大！

有人兴许会根据我的话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很富，很有钱，但并不强大！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美国式的强大，我希望中国不强大但要强硬！我这般说来，并非鼓噪当局对某些弱小之国强硬。相反，中国对弱小国家从不恃强凌弱。中国要强硬，一是对某些所谓强大的国家，二是对侵犯我领土的国家。如果某些强国对我们咄咄逼人，我们绝不能低三下四，更不可忍气吞声。再如果，某些国家公然侵占我领土，我们还能“和为贵”吗？人家不要和，要战争，我们就给他战争。和平，有时候不是忍耐得来的。对于某些无赖国家，你的忍耐会被他视为胆怯！解读为怕他。

我不是一个好战分子，我甚至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把枪架在你的脖子上，或者把枪口对准你的胸膛，你说是向他求饶还是打死他？

一个国家如果是强大的，比如美国，谁敢侵占他的领土？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国土都保不住，还谈何强大！

有人或许会说，你这样说是不是不爱国啊？我说，错了！我像你们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甚至我比你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要热爱！正是爱，才渴望祖国强大起来！正是爱，才会面对深受中国恩惠的弹丸小国如菲律宾、越南的疯狂挑衅，心情沉重而又万分哀伤！堂堂大中华，难道连自己的几个小岛都保不住吗？——这事让我很郁闷。

中国人受外人欺凌的历史悠久、伤害太深，所以，我的神经很敏感。尽管我很激动，但我毕竟不再是个“愤青”，我的理智告诉我，我的血是热的，但要清醒。

再回到物质世界，或者物质中国。我说过，中国人很有钱，但有钱人的声名很是不佳。为什么呢？大抵是：要么这些人的钱来路有问题？要么是这些人有了钱后花天酒地，为非作歹？在国内，有钱人的声名不佳，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人有红眼病。可是，这些有钱的中国人为何在国际上也声名不好呢？我倒没听过他们的辩解，只听到国际上的声音是这样的：文明缺失！

中国人之所以看不到有钱人的文明缺失，而让外国人看到并无情地痛击我们，乃在于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一直说，我们是文明古国，上小学时老师这么说，长大后书本上这么说。不知道我们的文明在哪里，又都是些何样的文明？为什么一个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人会在异国他乡，也许根本不曾标榜自己是文明国家那里，却成了不文明的人了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到答案。但联想到自己所受的学校教育，也包含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我意识到：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教育从来只教你认字、考试，从不涉及做人，也就是素质方面的教育。英国的小孩子四岁开始接受吃饭教育，而我们的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的菜肴，想吃哪样筷子便伸到哪里，够不着，没关系，站起来；再不然，索性将一盘菜端到自己面前，一个人大快朵颐，全然不必顾及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也许在孩子的眼里，餐桌上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或者，餐桌上的人都不是人。

有人问我：“怎样培养今天的孩子？”我回答道：“对孩子狠一点！”父母们急忙摇头，连说：“做不到！做不到！”我也不客气，说：“那就不必培养、不必教育，随他去好了！”

关于孩子、关于教育，我完全可以写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但此文既不是写孩子的，也不是论教育的，所以，允许我打住。

如果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形象不佳，缘于我们文明的缺失，那中国，我一直骄傲的国家，为何在世界上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呢？我们既不干涉别国内政，又不像美国那样到处输出自己的民主，我们有钱，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支持穷国发展经济，按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该很受欢迎的，自然也应该朋友遍天下才是。可事实呢？说出来好像有些悲观。我们固然可以指责一些国家，比如越南，忘恩负义，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所反思？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付出了却得不到回报？——这是国是，我们小老百姓也许弄不明白，也许不该弄明白。但国家乃每个人的国家，作为公民，不仅要关心，而且有义务参与国是。也许在当下，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这样做，或者说还做不到，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势必会朝向这个目标迈进。

中国的有钱人，应该为自己缺失的东西补补课。而作为国家，也应该有所行动，不只是反思。而美国到处杀杀打打，得罪了许多国家，却依然有许多铁杆朋友，紧抱美国大腿不放的，恐怕并不只是菲律宾、越南、日本这样一些国家。至于没有钱的中国人，你真的没有必要努力去做一个有钱人。

赚钱，是个人的事，是企业的事，国家虽不能置身其外，不理不睬，却实在应该避免深陷其中。国家的所思所想，似乎不应该只有钱，而应该着眼于更高的政治谋略和精神与文明的播撒。要知道，一个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精神性的东西，才是一个民族永不没落、朝气蓬勃的动力！试想，如果屈原追求财富，贪图享乐，追求官位，安于现状，他就没有痛苦，不会绝望，更不会自杀。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很需要一个鲁迅，而我则认为，当下或者永久地，我们更需要屈原这样的精神领袖！鲁迅仅是批判，而屈原则以死来警示世人！

这些年来，我很是淡然了，甚至想彻底地淡出世人的视线。世外桃源也许找不到，但一个人要想清净地渡日，似乎也还没那么困难。不知是不是我还没有彻底淡出的缘故，近来又旧病复发——焦躁、郁闷、憋屈、甚至于哀伤、疼痛，一齐涌上心来。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病的人。只是这病，坑人、愚钝的医学是无能为力的。我的悲观，就在于，我看不到被治愈的希望。北京的朋友建议我皈依上帝，我知道，那样一来，只怕我会彻底埋葬了自己。我把希望寄托于社会的变革，我把希望寄托在世道人心的改变。有人说，我这是自欺欺人，也有人说，我在异想天开。

拜谒了屈原之后，我的生存的确变得比往常要艰难了许多。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庸人自扰，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情怀，一种精神力量的召唤——是的，想到屈原，我就想到了这种召唤，无声、但却分明有力的召唤。尽管我很微弱，很无力，但却被这种召唤自我感动着。坦率地说，我为自己尚能被一种精神力量感染、感动并受其驱使，从而渴求担当而倍感荣欣！

面对整个社会的物化，面对由于诚信缺失而导致的从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到烟酒、饮料、大米、奶粉、肉食的有毒化；从令人焦虑的教育体制到令人焦虑的社会治安；从贫富分化到城乡差别；从文明缺失到信仰问题；从官员贪腐到世道人心的沦丧……除了国家不至于危亡，哪一块不比屈原的时代更令人绝望？每一个问题，不都像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疮疥，不仅成为我们的疼痛，更存在着伴随时光的推移，疮疥会化脓溃烂，从而影响、波及到整个机体。社会之病，往往不像人的身体容易感见得到。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明知社会有病，他也看见了那病是着实地严重，可由于那不是他自己的病，以致于他看见了也视而不见，任其病下去。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并不聪明，尽管他们的表现像是聪明的样子。社会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共生共存的社会吗？当社会病得不行了，我们也就会随社会一起灭亡。

我很清楚，当然，更是很清醒。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痛苦并不能化为一剂良药疗救社会；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人深陷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能自拔，终究免不了要被一场新革命清洗。这革命，未必是动刀枪，也可能是一场思想或文化的革命，但也绝不是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革命”。那场革命恰恰是把人最美好的一面给毁了，把人最丑陋、卑鄙的东西放大了出来。那场革命，的确是一场魔鬼革命。经历了那场革命，中国人变得更坏了。

近年来，我一直怀疑人类生存的意义。如果照目下人的生活情状来看，我会依然坚定地相信，人的生存是毫无意义的。但跳出这个氛围，或者在寂静的深夜，我会想到人生的意义又还是有的，而且是这样的：和平安宁的世界、文明富裕的生活。但眼下，世界不和平、也不安宁，相当多的人口不富裕、也不文明。

因为有担当，而变得痛苦；因为心生悲悯，而变得焦躁；因为心中有爱，而变得郁闷、困惑、甚至于疼痛、悲伤和绝望。阿容，你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介读书人，世界很大，你管理不了；社会庞杂，人心混乱，你统领不了。——这是事实，你必须面对。但担当不能放下，悲悯之心不可没有，心中的爱也不能丢失。我成不了屈原，做不了鲁迅，更不能拿项羽说事。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骨气，好像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成不了屈原，并不是不敢赴死，而是死了也无济于事。人类连屈原都可遗忘，又怎能记住我，一个比屈原微小得许多的读书人？我想过要结束生命，但不是为了做屈原，也不想给社会以警醒。因为，我知道，我的死，警醒不了社会，恐怕连与自己密切相连的人，也警醒不了。鲁迅我也做不了，我的文字连新浪这一关有时都过不了，还谈什么影响社会？至于项羽，他属于革命者，史家称他农民起义领袖，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革命者，也勿需起义或起义领袖。

屈原面对他的时代，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他也没有力量拯救他的时代。阿容面对自己的时代，也看不到希望，他像屈原一样缺乏拯救时代的力量。屈原去死，他不愿做亡国奴，而阿容的国家好好的，所以阿容不必去死。但面对世道人心污浊时，阿容同屈原的心境是一致的，深感痛心而又绝望。屈原因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他要以死来表明自己人格的高洁，而阿容也不愿同流合污，难道也要去死吗？——这倒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值得我很好地去思考思考，然后再来告诉各位朋友。但假使，如果我突然死去，请不必拿我和屈原比并，我的死，可能与我个人的人生际遇有关，与我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有关。老实地说，我对世道人心的污浊早已看个明白，也早已不抱有希望，我凭什么要为这些人去死呢？想表明自己高洁？和他们比高洁，还有意义吗？实际上，屈原不死，他也是高洁的。一个人当他痛心、绝望于世道人心污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具备了高洁的品质，他已经与世俗划开了界线。

的确，我现在很郁闷。每天打开报纸，总有那么多负面新闻透视出这个社会的病态与危急，我以为躲进书房自会清净，可哪里清净得了呢？要命的是，因为郁闷而想担当，因为担当而更加郁闷。怎么办呢？我到底怎么了？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如果我病了，那社会，难道社会也病了？或者比我病得还沉重？

我病了，大不了一死而已！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消失，真如同一只蚂蚁。死，有时是一件很轻很轻的事。这一年来，我一直试图与死神沟通，与死神对话。在沟通与对话中，死神似乎对我很友好，沟通得也很有意味。死神说，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带走交差，别的事他基本不管，也懒得管。死神又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活得累，就在于什么都管，不该管的也管，不该做的也做，不该想的也想，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却自以为能活几百年、上千年似的。

我与死神还就社会问题进行了对话。可惜，他说，这个问题太大，涉及面太广，他管不了，当然，他说，他也不想管。我问他，社会是不是也生了病？他说，社会，每一个社会都是病态的，这和每一个具体的人是一样的。我问他，如何医治？他摇头，表示他很无奈。我说，社会病了，如果无人医治，他会不会严重起来，最后病入膏肓？社会会死亡吗？——我有些惊悚，不知道这样说可有危险！但死神却笑了，他说，社会病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要么死亡，要么新生！

我说，你说得好！我要它新生！即使一时新生不了，我也希望它革新，变革，我不想看到它死去。而个人是可以死的，包括我自己，随时都可以和你上路。但社会不能，你千万别把它带走，假使你可以带得走的话。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夜，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