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棵树

一

活着的人只有经历一次自己的亲人离世，才能有机会接触到从事殡葬行业的那些人、那些事，也才能知道丧葬费用之高、高到怎样的一个程度，从而发出死人也不容易的感慨。

我的双亲：父亲母亲都不在了。因此，我对殡葬业算是有一点话语权的。尽管我没有公开抱怨过，但没有抱怨不等于没有意见。不抱怨，乃是知道，抱怨是没有意义的，不起作用的，没有人乐意倾听你的抱怨，更不会被他们所采纳。——像我这样沉默的百姓，不在少数。其实，还有更多的行业之弊、之害，百姓们不都是既忍气又吞声吗？

二

其实，怨气是能够传染的。尤其是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他们的怨气传染的危险性就更大。何况，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沉默，能够沉默的。我就亲眼见过一个死者家人在殡仪馆内与工作人员大吵大闹的场景。吵闹的原因，当然是因服务与收费都令死者家人严重不满所造成的。

一直以为，中国殡葬业惊人的暴利，也只是我们自己心照不宣的事。压根没想到外国人不仅知道，而且了解的程度比我们还深。今年4月5日的《参考消息》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原题是：“富人争购稀缺墓穴，中国陷入墓地危机”。刊登在4月3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上。作者叫彼得·福斯格，为该报的记者。

《参考消息》给这篇文章编辑的标题比原标题还吸人眼球：“中国墓地价格过高引发不满”。文章全文如下：

随着中国人在清明节祭祀先人，公墓及殡葬服务价格暴涨成为激起民愤的一个焦点问题。哈尔滨一家报纸报道说，每平米墓地的价格甚至超过了豪华公寓。

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也有代表抱怨骨灰盒比电视机贵，墓地比住房贵的疯狂现象。

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在今年晚些时候开设首批“福利”公墓，其中骨灰盒和墓碑的价格将不超过300英镑（1英镑约合10元人民币——本报注），一家上海陵园推出价格99英镑的“生态墓穴”。

不过，在大多数炙手可热的墓地，例如北京的八宝山公墓，一块墓穴“出租”20年的起价为每平米7万元人民币。期满之后，死者家属还必须续费，否则将面临骨灰被迁出的侮辱。

高昂的费用引起中国普通百姓的强烈不满，也解释了为何殡葬业在2003年率先进入年度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此后，一直榜上有名。

据八宝山公墓销售办公室一名官员说，要想在八宝山得到一小块墓穴必须排队等候，因为所有的墓穴现在都已经“销售一空”。在办公室外面，一排排灰色的墓碑周围摆放着鲜艳的清明节纸花，那些幸运地在多年前就买下墓地的人前来为故去的亲友扫墓。那时候，墓地的价格只有现在的很小一部分。

24岁的北京学生苗菲（音）在为她的祖父母清理墓地，他们的骨灰共同葬在一块小小的墓穴中。这块墓穴在1988年的售价为每平米200元，按今天的价格相当于3500至4500元。

中国的丧葬费用太高，以至于许多来祭奠亲友的人都表示，希望自己身故后丧事从简。

47岁的工程师唐清华（音）说：“我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他正在用金粉重描他祖父墓碑上的汉字。他的妻子刘绍芬（音）也表示赞同。她说：“我已经跟孩子们说了，等我们死后，他们不必像这样给我们花钱。他们把钱花在活着的人身上，比花在死者身上要好。”

然而在中国，摒弃传统习俗很难。刘绍芬父亲的墓穴——也在八宝山公墓——需要在3年后续租，但是终止租赁是不可能的。

彼得·福斯特笔下的这些事，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对于他或者他们，这些事就可能变成不可思议，甚至无法理解了。我们能够理解，这是因为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风俗、中国的国情。

死，本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可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复杂呢？说起这责任来，可能是活人与死人都有一份。想一想，如果快死的人留下一份遗嘱，要求后人对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不搞任何仪式，火化后将骨灰一撒了之，岂不没了那么多的麻烦？另一方面，如果死者的后人也很开明，把亲人的骨灰或撒到他们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或埋在一棵树下，可能也不算是对亲人的不敬吧？何况，敬与不敬，绝不会只体现在厚葬上吧？

中国的老百姓们其实对身后事想得很明白，看得很淡然。他们对子女说，与其在死后给他们花冤枉钱，无用钱，不如在他们活着时孝敬孝敬！我很是赞同这质朴的想法。

三

清明后的4月29日，《参考消息》又一篇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再次吸引了我的眼球。这一回中国的标题依然做得比《金融时报》富有吸引力，请看“中国殡葬业暴利程度惊人（《参考消息》）”，“中国人面临死亡费用上升（《金融时报》）”。为了让读者能对此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再做一次文抄公，一字不落地抄写下来：

林媛静（音）的丈夫今年2月死于肝癌。她准备了大笔现金，知道打点各级殡葬部门需要这些钱。

她给钱的第一批人是医院的护士和护工，这样，他们才会清洁她丈夫的遗体，以恭敬的态度把遗体放进停尸间的冷冻柜。然后，她付钱给一位护工，帮她在公共安全机构和上海政府做死亡登记并联系国营的殡仪馆。

在殡仪馆，一个令人发愁的清单摆在她面前，上面是一系列帮助她丈夫优雅离去的商品和服务，从售价4万元的玉制骨灰盒到供她丈夫在阴间使用的纸钱等等。

殡仪馆工作人员发表了几句有关对亲人尽职尽责的感慨，目的显然是刺激林女士拿出更多钱来：她想用小面包还是奔弛灵车来运送丈夫的遗体？遗体火化前，她想不想让他在贵宾室等待？

在中国，运送、储存、火化遗体的基本费用号称由国家统一规定管理，但棺材、骨灰盒、花圈、殡葬仪式和坟墓等“另外计价项目”的价格却由“市场”决定。

中国各地的殡葬业历来都因剥削脆弱的顾客遭到指责。但是，在中国，悲伤的死者家属面对“价格冲击”却有额外的缘由。实际上，丧葬业由中国政府和地方民政事务部门所有的国营公司垄断。为赚取高额利润，价格已经膨胀到敲诈勒索的程度。

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殡葬业每年产值160亿元人民币——依据平均每年有800万人死亡。但如果把墓地的销售计算在内，这个行业每年的产值超过2000亿元。

寿衣、葬礼服装、木制棺材、花圈和骨灰盒等“另外计价项目”的加价幅度有时高达10倍。而每平方米墓地的费用高达中国公寓每平米均价的1000倍。

有人在网上发帖说：“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买不起房住，死后买不起一个小盒子装骨灰。”

根据中国殡葬协会的数据，中国有80%的殡仪馆和50%的墓地属于国有。但是，鉴于民政部门是这个行业的大股东和主要管理者，私营墓地的经营者往往与民政官员关系密切，腐败盛行。

民政部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说：“这就好像某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地方殡葬管理部门就设在殡仪馆内，统一核算。他们怎么能有效监督？”

林媛静的丈夫去世前要求妻子把钱省着用，举行由政府补贴的简单仪式，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

在最近的一个雨天，她与上千名死者家属聚集在上海郊外的一个码头。乐队奏响哀乐，手拿骨灰纸袋的人们连推带挤上了船，为抢占一个好位置，以便最先把亲人的骨灰撒进海。

林媛静避开了豪华葬礼和大部分陷阱，把总费用控制在7000元人民币，其中有5000元由政府新实施的补贴计划支付。

在这个号称逝者应该像生者一样得到尊敬的国家，大多数人越来越难以负担死亡的奢华了。

这篇文章真是让我长了见识，简直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尽管那些幕后的东西，委实地令人震惊！作为一个中国人，深为自己这方面的缺“知”少“识”（竟比不上一个外国人），而感到羞愧！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些东西，我们知道了也不一定好说，至少没人家那么敢于说。所谓敢于说，说白了，就是敢于暴露，敢于揭发。我们当然也能暴露，也能揭发，只是发表起来可能有些困难。说不定还会有人找你麻烦，给你一点警告什么的。——这不是不可能，而是很可能。

说不出究竟属于哪一种原因，看罢这篇文章，心情被搞得好沉重、好难受、好哀伤！有些文字，甚至让我鼻子发酸，眼眶湿润。当我读到：“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买不起房住，死后买不起一个小盒子装骨灰”时，眼睛实在管不住眼泪了，流淌了出来。不要以为我爱哭，也不要以为我太脆弱。面对悲苦生命的遭际，谁的心肠会铁石一块、无动于衷？

抄写《金融时报》这篇反映中国殡葬业暴利的文章时，令我心酸并流下眼泪，确是自己没想到的。一直以为，死亡，那是一种多么简单而又容易的事情啊！可怎么也想不到，死亡不仅繁琐而且竟然死不起！忽然想起余秋雨先生写的一篇小文章，《我本是树》。文字不多，却令人思索。全文如下：

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寨的村民相信，每一棵树都是有灵魂的，护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这里的孩子一出生，立即由父母亲为他种一棵树。今后，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人就把这棵树砍下，小心翼翼地取其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裹着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一棵这么长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其实不仅仅是象征，遗体很快化作了泥土，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碧绿的生命。

这里没有丝毫悲哀。抬头望哪棵树长得高，身边的老人就微笑着说一声：那是小虎他爷爷，壮实着呢。

又见到一棵老树挂满了滕花，有人说了，他呀，历来有女人缘，年年挂最多的花。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么朴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突破。

苗寨的村民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的确达到了突破。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除了哲学层面的，还有现实层面的，尤其后者最为有益，即：如果我们都像苗寨的村民一样对待死亡、处理死亡，中国的殡葬业还会登上“暴利行业”的排行榜吗？墓地的价格会比公寓还贵吗？依我看，不仅上不了排行榜，只怕还会有一大批的从业者自此要失掉职业、丢了饭碗。只是，这篇小文倘被他们看见了，相信我是一定要被挨骂的。

不过，倘如此，那于国于民于己，还真的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哩！大家何不尝试尝试呢？

二OO九年五月十四日晚，写于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