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耘农湖北

    严格地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良史精神”的古代传播学大师。他那部煌煌巨著《史记》，如果仅仅以史来读，显然是偏颇的。事实上，不朽的《史记》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且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史上里程碑似的范式。它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叙史记事原则与后世的新闻传播有着许多相似之点。特别是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的司马迁，他以叙述历史的方式所从事的传播活动，并由此而阐发的许多独特的传播理论，对于当今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研读司马迁本人及其《史记》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看，还是究其本身的修史实践来看，他所尊崇的是“实录”，而并不是凭空创作。”司马迁首先把修史作为自己的传播责任。在他看来，修史是继承周公、孔子事业的一项意义重大的传播活动，是义不容辞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一部中国史学的不朽之作，其重要原因在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他致力于修史记事的毅力与学识，他对所从事的传播活动的态度和精神。这无疑也是司马迁能为古代传播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所有的关于修史、记事的见解，实际上体现了自身比较系统的传播观念。这些观念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史官就是社会传播者，他有着记录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如果忘记了这一责任，就会“罪莫大焉”；2、史籍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起到“明王道”、“辨人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拨乱反正”、“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等功能；3、社会传播的根本准则是“礼义”，按照“礼义”来进行传播就是有序的传播，反之则可能出现动乱；4、作为史官，其传播的方式应是真实地记录，而不能凭空虚构，也不是别作（“非所谓作也”）。司马迁这些思想与观念建构的理论范畴，不仅仅涉及历史学，更多的涉及传播学。它论及传播的政治、伦理、道德标准，传播的社会功能，传播的方式、方法，传播者的社会使命等方面。它对于今天从事社会传播乃至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其真知灼见不无启迪意义。

    因而司马迁的传播思想与观念尤其他那伟大的“实录”精神，既是作为史官、作为社会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又是中国传播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班固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解释为“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0个字，正总结出司马迁传播思想的要旨。所谓“文直”、“事核”，即作史有据，忠于史实，不着任何曲笔。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即善恶必书，恰如其分。对美好的事物进行表彰，但不虚夸；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揭露，却不渲染。正如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明确反对的：“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一切都应当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新闻传播所要求的客观、公正的原则。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的又一含义就是不为尊者讳，即使是对当时的皇帝，也采取有善必扬、有恶亦述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新闻传播力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又是极为吻合的。

    说到司马迁的传播实践，或说他对中国古代传播事业的贡献，似乎首先要论及他在写作体例上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例如他开创的纪传体（即以“本纪”、“世家”、“列传”等为主体、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来继续历史），这种体裁成为后世历史著作的楷模。又如他的写作艺术诸如长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长于篇章结构和剪裁安排情节，长于语言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属于文学表现手法范畴，但对于传播、尤其对于后世的新闻写作，也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开创了“太史公曰”这种史评的形式，也就是在对史实的记叙之后，附上自己的评语。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大体上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交待对某人某事采访的经过，使得史传正文的真实性更为突出，体现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2）、附录某些需补充说明的材料，使得史传正文更为完整、系统；（3）、对某些有不同说法的材料加以辨证，或并列，或存疑，决不妄下结论；（4）、对某人某事加以评论，或批评，或肯定，或饱含激情歌颂，注意把事实与主观看法分开，体现了修史的客观公正原则。这种形式自司马迁首创，后世作史者无不仿效。

    其次，司马迁对传播事业的贡献还在于他的漫游实践。20岁时，为了“网罗天下放佚旧闻”，他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漫游，行踪遍及今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地。漫游开阔了他的眼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也使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得以上升，这些对于他传播历史知识，传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司马迁为官之后，作为朝廷使者，曾先后出使西南夷和朔方。他先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亲身经历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着巨大作用。司马迁的漫游，作为传播实践，其意义在于：（1）、实地考察，亲自采访，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史传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是其“实录”精神的具体体现。（2）、他在中国古代文化人中，是漫游行程最长的人。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传播者。（3）、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提高了文学表现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司马迁写作上成功的重要因素。（4）、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人民群众的生活，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他的胸襟更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更高了。

     第三，司马迁以其重要的文化传播成果《史记》，为中国古代的传播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传播观念和理论是从他对史学的理解和他的传播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他留给中国传播史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传播事业的追求目标。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这是传播者的社会责任。

     漫游与实录，这是传播的重要方式和行为准则。

     司马迁以其卓越的传播思想、观念和伟大的传播实践，不仅使他成为西汉时代的骄子、流传千古的文化巨匠，而且使他成为中国传播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同样是古代的伟大传播学家。值得今天所有媒体此业者学习与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