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耘农湖北

    在写诗比读诗者多N倍而诗歌落寞不堪的当下，来谈诗歌的创作，无疑有种悲壮的的味道，至少有些矫情。之所以想“理论“一番，是因为日前与学生们又聊到这个话题，于是就想将这些关于现代诗歌创作的思索之泥石抛出来，以供商榷。 

    关于这一点，过去的诗论尚涉及不多不深，我只是一孔之见。这里，主要谈及现代诗歌中的铿锵元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因了我国现代诗歌其传承背景、文化、源流以及价值取向有别于他国，很自然真正称得上经典之作的无一不具备铿锵元素。随着历史的演变以及文化审美视野的开阔，现代诗歌在贯穿铿锵元素的基础上，渐渐注入了思辨色彩，这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热爱诗歌并众口相传。

    说到诗歌的铿锵元素，不论你承认与否，一首能让人记住并能引发共鸣的诗歌，都或多或少的渗透着铿锵意蕴。如同生活流行时尚一样，现代诗歌也走过了“奇装异服”的弯路，至今也依然时不时有标新立异的潜流在躁动，比如我根本不看的“梨花体”，那实则是乡间大白话的分行文字，另有一种类似“三个鸡蛋煮熟了有人会来我抢先拨壳吃掉”的呓语，等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现代诗歌创作的主流，也难成大气候。

    诗歌可以有流派和风格，但我对划分年代一直持反对意见。真正的诗歌，是可以跨越时空而永恒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你能说它只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要说的是，之所以这些诗作至今仍为人称道，广为传诵，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充分调动诗歌艺术手段的同时，贯穿了不可忽略的铿锵元素。不可否认，这些诗作在具象与空灵所建构的意境中，暗含了铿锵元素，令音韵乃至节律都极具震撼的张力，一反苍白造作的无病呻吟之气，给人以心灵的激奋与豪情的催生。

    谈及舒婷，这里不妨来一小插曲。她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著名散文作家斯妤同是福建老乡，斯是惠安人，舒是厦门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工作原因，我成了斯妤的先生的老部下和好朋友，一来二往也就熟识了舒婷。那时候，在京城东四十四条中青社编辑部，我们喝着扎啤，也聊诗歌，很是投机。她们两位与我姐姐同龄，自然每每相遇，我便直呼她俩为大姐了。在谈及现代诗歌创作的时候，她赞同我的关于诗歌要有筋骨的说法，换句话说，要有铿锵的东西，只是为何铿锵怎样铿锵罢了。

    转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武汉正举办全国第六届书市，业已挥师南下定居武昌的我，接待了她们两位大姐，一天的陪同里，自然少不了谈诗歌。其时，舒已不再写诗而专事散文创作了。但对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独到见解，至今仍然给人裨益。其中，对于诗歌的情景交融，对于诗歌的具象表达，对于诗歌的节奏替换等等，不乏新鲜之感。这给长期从事文化理论研究的我以不少启发。

    这里，我要阐明的是，长期以来，我是激情铿锵派的追随者，实践者。在我的工余写作中，也写诗，写歌词，有的写得还不错，有的写得连自己也不满意；有的还获了全国赛事大奖，有的也只能是自娱自乐，但所有见诸于报刊的370多首各类诗歌中，无论是抒情，还是思辨，我始终在洋溢激情的同时，给诗以铿锵。在我眼里，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做作、矫情、雕琢的诗歌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能见诸于铅字，大多就算是诗或者好诗了。因为发表才是唯一鉴别你诗的价值的途径与标准。你说你的诗写得好，最多只能在网上展示，换不了大米，那何以见其好呢？！但愿我这不是偏颇之言。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自然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诗坛那火爆的景象。那时我们真年轻，似乎都能写，一首诗可以搞定高几届的学姐做恋人已不是稀罕事；一个校园诗人，能在省市报刊上发一首十几行的诗作，就会有一个班的女生与你套近乎；一首诗为后来工作分配定乾坤的事，比比皆是……可是如今，早已没落了过气了的诗坛，再怎么打强心针，都无法复苏，因为浮躁、焦虑、功利之下，苍白与矫情泛滥，加之缺少激情，鲜有铿锵，只能陷落于自娱自乐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