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贫的生活(一)(二)
我出生在解放前夕，记事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那时的生活，与当今相比，自然是清贫得很，但家家都是这样，没有人像现在互相攀比，怨天尤人，大家都过得乐呵呵的。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相照应，谁家包了饺子或吃点稀罕的，还会相互送一点，就像现在人们说的分享。
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很简单。土路上立有从铁路俱乐部扯过来的高音喇叭，定时播放新闻等节目。周末，俱乐部院里会露天放映电影，每每把俱乐部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会早早拖家带口带上凳子去抢占座位。临出门，会喊一声嫂子或大爷“帮照看下门”，门都不关。
我记忆最深的是电影《列宁在1918》。看完这部电影，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成了我们孩童戏谑时的口头禅，也给了清贫的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俱乐部礼堂里有时会演出话剧或文艺节目，参演者一般都是铁路地区业余文工团的演员。他们移植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轰动一时。
重大节日，地区党委也会组织各站段文艺汇演。说到文艺汇演，有两件事让我不能忘怀。一次，音乐章嘉老师挑选我们四个同学排练男声表演唱《我是炊事兵》，演出时，轮到扮演饲养员的梁垂单独表演时，他唱完“我是饲养员，养猪有本领”，然后出列，一边比划一边道白："大回（肥）菊（猪）三别（百）斤......”，这句当地普通话惹得台下哄然大笑，也让我忍俊不禁，当场失态。多年过去，每当忆起这件糗事，心里总还有愧意。
还有一件事，则是我常常对老伴津津乐道的。一次老师们排练合唱，要把一首歌曲重新填词。不知什么原因，老师竟把填词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少不省事，说不上兴奋，也说不上自豪，竟然毫不推辞地接了下来，但事后还是有点忐忑。直到看着老师们在台上高唱着“我们是革命的园丁，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教育的园地辛勤耕耘，培养一批批共产主义接班人......”，心里才陡然生出了一点自豪感。
（二）
京汉街居民区是陆陆续续建成的，都是草房。各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勉力而为，因此大小宽窄各不相同，又不规则地分成几个片区。
我家这个片区在最南头，像把菜刀，南面五六家是单排，背临小河沟，门前与电务段之间隔着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从小石碑桥往北，电务段的铁蒺藜围墙弯向东又继续向北，我们家的草房就独立地建在这个凼凼里，坐北朝南，门前留有一块菜地。靠着小石碑桥，沿小河沟向北，丰台籍的火车司机金庆叔、三奶奶、吕大爷、雷大爷和一位也是丰台籍的火车司机宝田叔家，互相借着山墙毗邻而建，北头空处长着一棵高大的榆树，就是那个几根枯木搭成的小桥。紧邻榆树，是五姥姥的家，独立的坐北朝南。不久，五姥姥搬到了京汉街最北头靠近机务段的一个很小的小院里，天井不大。小院东西各开一个门，南北各建三间房，五姥姥住在南面三间。出东门种有一棵葡萄树，每年秋天葡萄快要成熟的日子，我和弟妹们便成了常客。五姥姥搬走后，搬进来的是一家东北籍的新邻居。这家新邻居只有夫妻二人，男的清瘦，女的十分丰满，白白的，在我幼小的印象里，真有点苏联女人的模样。他们初来乍到，很少与邻居们交流，因此记不得他们的姓名。只有一次，我爬榆树抓金壳郎（金甲虫），路过他家闻到一股怪怪的味道，贸然推开了他家的门。低矮的屋子里只有这位女邻居，满屋子烟气腾腾，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棍状物，不断地喷云吐雾，桌子上放着一笸箩黑黄色的如干菜一样的东西和裁得整整齐齐的旧报纸。她见我进来，有点不知所措，忙解释道：“烟，烟......我们东北的卷烟......”
我家没人抽烟， 但见过四爷爷吕大爷抽，而这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卷制，又这么粗这么难闻的烟。
我家屋后西侧住着四奶奶八奶奶和一家记不住姓寇还是姓苟的人家。后来，四奶奶、八奶奶先后搬到了新建的幸福西街。三奶奶的二儿子，我叫五叔的分配到汉阳大桥局工作，雷大爷工作调动，三奶奶和雷大爷两家也先后搬走了。虽然院子依旧，而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生出了些许落寞。
八奶奶家、五姥姥家、三奶奶家、吕大爷家，和我家走得更近一点，其次是四奶奶家和后来搬来的王婶家。听母亲说，八爷三爷五姥爷和我姥爷是磕头弟兄。按年龄排序。母亲说我姥爷排序老九，自然八爷爷三爷爷五姥爷就是老八老三老五。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叫八爷三爷四爷爷爷，叫五姥爷姥爷？”
母亲说：“我认了你五姥姥当干妈，所以你叫姥姥。”我想了想，明白了。
母亲母亲还告诉我，解放前铁路工人都是从农村出来逃生的，势单力薄，谁家有难有事，靠不上政府，只有靠结拜的弟兄们相互帮衬。
“那四爷爷呢？”母亲没有提到四爷爷，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四爷爷是从哪论，我也说不清楚。都是黄河北的老乡，道清铁路过来的，走得近吧。”母亲来到我家时只有十六岁，不是啥都知道。
解放了，有了人民政府，也不兴带有封建色彩的这一套了，结拜兄弟也因工作调动，分散到了各地，但还是很亲近的，走动也比较多。我父亲是当地解放后，党选拔培养的第一批工农干部，建国前便入了党，先是进入干部培训学校，后来一步步提拔担任了机务段的党委书记，五零年后有了工资，但我姊妹多，生活与八爷爷三爷爷四爷爷五姥爷吕大爷家相比，还是比较拮据的。
京汉街（长篇片段小说）
一、清贫的生活(一)(二)
我出生在解放前夕，记事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那时的生活，与当今相比，自然是清贫得很，但家家都是这样，没有人像现在互相攀比，怨天尤人，大家都过得乐呵呵的。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相照应，谁家包了饺子或吃点稀罕的，还会相互送一点，就像现在人们说的分享。
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很简单。土路上立有从铁路俱乐部扯过来的高音喇叭，定时播放新闻等节目。周末，俱乐部院里会露天放映电影，每每把俱乐部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会早早拖家带口带上凳子去抢占座位。临出门，会喊一声嫂子或大爷“帮照看下门”，门都不关。
我记忆最深的是电影《列宁在1918》。看完这部电影，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成了我们孩童戏谑时的口头禅，也给了清贫的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俱乐部礼堂里有时会演出话剧或文艺节目，参演者一般都是铁路地区业余文工团的演员。他们移植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轰动一时。
重大节日，地区党委也会组织各站段文艺汇演。说到文艺汇演，有两件事让我不能忘怀。一次，音乐章嘉老师挑选我们四个同学排练男声表演唱《我是炊事兵》，演出时，轮到扮演饲养员的梁垂单独表演时，他唱完“我是饲养员，养猪有本领”，然后出列，一边比划一边道白："大回（肥）菊（猪）三别（百）斤......”，这句当地普通话惹得台下哄然大笑，也让我忍俊不禁，当场失态。多年过去，每当忆起这件糗事，心里总还有愧意。
还有一件事，则是我常常对老伴津津乐道的。一次老师们排练合唱，要把一首歌曲重新填词。不知什么原因，老师竟把填词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少不省事，说不上兴奋，也说不上自豪，竟然毫不推辞地接了下来，但事后还是有点忐忑。直到看着老师们在台上高唱着“我们是革命的园丁，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教育的园地辛勤耕耘，培养一批批共产主义接班人......”，心里才陡然生出了一点自豪感。
（二）
京汉街居民区是陆陆续续建成的，都是草房。各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勉力而为，因此大小宽窄各不相同，又不规则地分成几个片区。
我家这个片区在最南头，像把菜刀，南面五六家是单排，背临小河沟，门前与电务段之间隔着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从小石碑桥往北，电务段的铁蒺藜围墙弯向东又继续向北，我们家的草房就独立地建在这个凼凼里，坐北朝南，门前留有一块菜地。靠着小石碑桥，沿小河沟向北，丰台籍的火车司机金庆叔、三奶奶、吕大爷、雷大爷和一位也是丰台籍的火车司机宝田叔家，互相借着山墙毗邻而建，北头空处长着一棵高大的榆树，就是那个几根枯木搭成的小桥。紧邻榆树，是五姥姥的家，独立的坐北朝南。不久，五姥姥搬到了京汉街最北头靠近机务段的一个很小的小院里，天井不大。小院东西各开一个门，南北各建三间房，五姥姥住在南面三间。出东门种有一棵葡萄树，每年秋天葡萄快要成熟的日子，我和弟妹们便成了常客。五姥姥搬走后，搬进来的是一家东北籍的新邻居。这家新邻居只有夫妻二人，男的清瘦，女的十分丰满，白白的，在我幼小的印象里，真有点苏联女人的模样。他们初来乍到，很少与邻居们交流，因此记不得他们的姓名。只有一次，我爬榆树抓金壳郎（金甲虫），路过他家闻到一股怪怪的味道，贸然推开了他家的门。低矮的屋子里只有这位女邻居，满屋子烟气腾腾，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棍状物，不断地喷云吐雾，桌子上放着一笸箩黑黄色的如干菜一样的东西和裁得整整齐齐的旧报纸。她见我进来，有点不知所措，忙解释道：“烟，烟......我们东北的卷烟......”
我家没人抽烟， 但见过四爷爷吕大爷抽，而这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卷制，又这么粗这么难闻的烟。
我家屋后西侧住着四奶奶八奶奶和一家记不住姓寇还是姓苟的人家。后来，四奶奶、八奶奶先后搬到了新建的幸福西街。三奶奶的二儿子，我叫五叔的分配到汉阳大桥局工作，雷大爷工作调动，三奶奶和雷大爷两家也先后搬走了。虽然院子依旧，而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生出了些许落寞。
八奶奶家、五姥姥家、三奶奶家、吕大爷家，和我家走得更近一点，其次是四奶奶家和后来搬来的王婶家。听母亲说，八爷三爷五姥爷和我姥爷是磕头弟兄。按年龄排序。母亲说我姥爷排序老九，自然八爷爷三爷爷五姥爷就是老八老三老五。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叫八爷三爷四爷爷爷，叫五姥爷姥爷？”
母亲说：“我认了你五姥姥当干妈，所以你叫姥姥。”我想了想，明白了。
母亲母亲还告诉我，解放前铁路工人都是从农村出来逃生的，势单力薄，谁家有难有事，靠不上政府，只有靠结拜的弟兄们相互帮衬。
“那四爷爷呢？”母亲没有提到四爷爷，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四爷爷是从哪论，我也说不清楚。都是黄河北的老乡，道清铁路过来的，走得近吧。”母亲来到我家时只有十六岁，不是啥都知道。
解放了，有了人民政府，也不兴带有封建色彩的这一套了，结拜兄弟也因工作调动，分散到了各地，但还是很亲近的，走动也比较多。我父亲是当地解放后，党选拔培养的第一批工农干部，建国前便入了党，先是进入干部培训学校，后来一步步提拔担任了机务段的党委书记，五零年后有了工资，但我姊妹多，生活与八爷爷三爷爷四爷爷五姥爷吕大爷家相比，还是比较拮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