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西溪湿地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好文章，估计也是业内人士所写，非常有深度，现转载，做个备份。

    前不久去了一次西溪湿地，就是文三路往西的那块地。以前在那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里常去，在草木遮掩、小水潭分隔的自然中，暂时躲开一切现实的纷扰，重新找回自己：在宁静的状态里，被梦想所充实的生命。

    没有人，会来侵扰；只有水、树、竹、鸟、花、草、鱼，还有头顶上的那片蓝天，间或可以在树丛中望见的蓝色的远山。太阳照在经年的水上，静静地，那样温暖，那样怡人。草木和花的芳香，淡淡地，引起了某种历史悠久的根深的回忆。走在铺满了有机质的小道上，偶尔可以望见的是一间简陋的木屋，也许是渔夫用来在夏天劳作时的歇息之处吧；又时不时冒出一个墓碑，在美好的景致中提醒我们生命的短促、为这天地笼罩一份古典哲学的味道。

    偶尔也碰到一些人（当然是活人），不过却与我们日常碰到的那些人无关。日常中碰到的人，总是功利化的、理性化的、惯常化的，总是和我们处在利益的交织和冲突中，总是处在千篇一律的庸俗的轨道之中，令人厌烦。而这里的人，却像许多艺术品的材料一样，经过了“反常化”，产生了距离，因而变成了一件单纯美丽的艺术品的一部分。那些悠然地撑着小船，捕着螺蛳、龙虾和小鱼的渔夫，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境界艺术。这种境界是古往今来许多处身红尘的思想家们心中理想的现实范本。人的存在，为这片天地带来了生活的气息。作为他们的同类，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我们可以想象着他就是自己，而自己也就仿佛在这一片天地中，如此宁静地感受着“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人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移情”的对象，因而大大地拓展我们想象的空间和活跃性。

    不过，这件“艺术品”中的材料也有另一面。在西溪湿地的那些村庄中，卫生非常恶劣，建筑总的来说很丑陋，而各种商业设施：市场、小店，各种现代用品：摩托车、汽车等等无处不在。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先前在自然中的那种感受。固然，这些东西的表现方式也与我的日常现实不同，对于在城市生活的我来说，路过这里看到的一切，多少都是“反常化”的，因而有着某种艺术性（对于一个发达国家的过客而言，将更加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美游客醉心于我们认为最平常的场景）——这种艺术性就是让我们摆脱日常现实的思考和习惯，用一种梦想的、婴儿般的眼光去接触事物，事物对我们来说只是外观和童话。不过，虽然有这种反常化的因素存在，但第一，这些村庄中的上述种种现象却也带来了与我的现实背景相似的东西，也就是反常化的不够。第二，还时常直接带来生理的反感——即使是反常化的反感（艺术中的丑也是有限度的）。由于这两个原因，这些村庄，乃至湿地自身都减少了艺术的魅力。

    于是，在曾经那个彻底“自然主义”的、“原生态”的西溪湿地中，一方面，一切都由于自然而然，从而带来一种宝贵的质朴的、真实的美感。一切都出自天公之手，即使是那些人的存在和痕迹，也是经过悠远的历史而沉积下来的。并且，我们在这些人的存在中，可以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可贵的生存状态，一些得以见出人的种种美好“类本质”的东西，我们还得以拥有移情的对象，可以扩展我们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彻底的自然主义造成了环境的相对恶劣、反常化的相对减弱（如在那些现代化村庄中），以及其他一些负面效应（例如自然环境的原始造成的游玩的不便，这一点在西溪湿地并不十分明显，但在其他一些地方就很突出，成为进行人工改造的主要理由）。这一对矛盾如何解决呢？

    于是我们就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西溪湿地公园，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简要地说，就是迁出原住民，改造原先的湿地和村庄，在美观和尽可能保持原生态风貌的同时，突出游览的便利性。不过，从结果看，这个公园较好地保持下来的只是“自然原生态”，至于“人文原生态”，虽然设计者们想必也经过一番苦心，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原先的人文原生态被改造成了极为不同的另外一种面貌。

    应该赞叹，公园设计者具有很好的品位，所有的设施都设计地美观、和谐，而且对自然原生态的破坏并不严重（对比从前的许多被糟蹋的景点）。尽管如此，就质朴、真实的自然之美而言，当前谨慎的设计仍然造成了一种破坏。这些设计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雕琢、一种人为的巧饰，因而破坏了自然原生态。之前的简陋的木屋、小船、渔夫虽然也是人为的，但它们是经历长久岁月自然形成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我面对原先的这一切的时候，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它的历史，是一个出自无形的造物者之手的艺术品，这个造物者比任何个人都伟大地多；而现在，这些造物者的作品被一些设计师的作品替换了，现在的作品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刻意地取悦观众，特别是那些具有贵族阶级和市民阶级的惯常品位的观众。因而，它不惜破坏真实，为的是让人们舒服、便利地游览，在观看自然景物的同时，为一件件雕琢的装饰品赞叹：路灯、木栈道、垃圾箱……

    不过，这些设施在其他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美感和实用价值，因此，它们对自然之美的那一些破坏也许也是值得的。仅仅从这一方面讲，西溪湿地的公园化还是成功的。然而，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原先的村落，某个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虽然房屋被整修地好看多了，环境也好多了，市场、摩托车之类也没了，但村落里没有了人、没有了生活。那些白墙黑瓦老木头的房子不再住人，而成了各种传统文化要素的展览馆和商店，在空调、玻璃门的护卫下，这些传统的东西摆放整齐地躺在空荡荡的房子中，夕阳的光照在它们身上，显出它们的孤独。

    那拱古老的石桥旁曾经是繁华的船埠，现在只剩下空荡荡的水面、光溜溜的石岸；那座戏台不再说话，只剩下一个介绍牌静静地讲诉它的历史；那棵巨大的老树下不再有玩耍的孩子，只有一圈栏杆；那家布置得惟妙惟肖的院子，仿佛主人昨天还在，今天却突然消失了……

    走在这样的村庄里，虽然不再被噪音、垃圾、电线杆、摩托车骚扰，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村庄不再是一个村庄，而只是一个化石，一个陈列和贩卖自己的历史的集散地。它不再有自己的生命，不再有自然的轨迹，而一切的目的变得仅仅是为观光者服务了。许多商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是原先的居民，这些转业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本身，而是传统的贩卖者，他们现在仅仅是商人，和一切外地人没有区别。就像文化离开人就变成了化石，人离开了文化就变成了另一种人。这是必然同时产生的两个过程。

    是的，这样的村落很大程度能够满足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休闲观光场所的需要，也很大程度能够满足一个对文化考古学感兴趣的人的爱好，但它恰恰不能满足那种对于真实、自然的热爱。走在其中我常会想：这样做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对于造化产生的伟大艺术品的改造，需要进行到这样一种地步吗？需要把造化的精神（连同它的美丽和丑陋）彻底杀死，换之一种对这种精神的理想式的缅怀吗？

    公园化的西溪湿地与原生态的西溪湿地的相比，就好像席勒所言的“感伤的诗”与“素朴的诗”的对比，后者是产自天然的、不自觉的，对造化的忠实再现，具有的优势是真实性。而前者是经过高度文明的观念产生的，是对理想的刻意追求，具有的优势是精致的情感、抽象的空间；这两者又像巴洛克艺术和荷马史诗的对比。事实上，整个的这种“公园化”就是一种“巴洛克”，本质上是一种宫廷的装饰趣味，与更深层的内容、真实、自然、现实都无关。“公园化”将西溪湿地由一个粗野蛮荒，却充满了活力美、自然美、神秘感和历史感的世界，改造成一个充满雕凿痕迹的、没有生活气息的陈列馆。对于这种改变方案，我不能随便下总体判断，也不能用我的意见代替他人的意见。但我想指出的只是，在这种表面的进步和文明化的同时，丢失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又有什么样的价值。以此作为大家做判断时的一个参考面。

    事实上，在杭州的几乎所有的类似改造中，都采取了这种“公园化”的方案，在外地也有许多，例如周庄就是这样。这些公园，在某种意义上讲类似横店之类的影视城，与后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些公园至少在空间上和它所模拟的对象是同一的。但同样的是，这些公园与作为其模拟对象的原生态绝对不是一回事。

    在这类公园里面，我们可以借助设计者的安排，靠自己的想象去填补那“lost world”，恰似在一本小说中靠想象去填补作者文字之外的种种形象那样。我站在湿地公园空寂的桥头，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是怎样一番人来船往的水乡场景。这种想象固然也是一种精神的畅游，多少能弥补实际上的缺憾，这也是许多人如我一样，仍然流连于公园化的陈列馆的原因。但相对于真实的场景，想象的场景总归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对于缺乏这方面的想象力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能拥有一种真实，那么何必还需要虚构呢？

    这种真实至少是可能的。宏村和西递就是如此。走在其中，你会感觉到历史和自然就在你面前，你的周围，可以触摸到。宏村人和西递人依然按照他们世世代代的方式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现代因素的介入是有限和隐蔽的，外来游客和旅游管理的需要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更没有驱逐他们。在宏村和西递，文化——那最美丽、真实的东西，依然存在着、生活着，在世界人民面前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或者更向外一些，我们可以学习欧洲，看看他们是怎么保护自己的文化的生命的。在欧洲，人们对于生活在上百年、几百年的房子里绝对不会感到奇怪。他们的整座城的外貌几乎就依然是几百年前的模样，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多少是十分传统的。如果让法国人来策划西溪湿地的保护方案，他们肯定会这样做：完善环境卫生、交通等市政基础建设，改善村民的内部居住条件，拆除不符合文化和审美要求的房屋（比如那些近二十年造的房屋），迁移工业单位，创造多余劳动力（例如向旅游和文化方向）就业，鼓励（不是强制）当地传统文化的各种活动，修理和维护重要文化建筑，制定关于保护环境和文化的相关规章条例等。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让该种地的去种地，该当渔的就去打渔，不要去修精心雕琢的道路、路灯、不要设边界收门票、不要去种那么多树。让道路继续由有机质构成吧，让植物和动物继续自然地生长吧，让人们继续按照他们曾经的方式生活吧！总之，作为一个保护者和管理者，我们应该扮演的不是“开发商”的角色，而仅仅是“物业部门”的角色。造化已经作为开发商为我们创造了最好的产业，任何进一步的人为开发都是一种破坏。这就是原生态的重要性。作为“物业”，其职责就是尽力维护好、管理好产业，防止一切破坏产业的因素。

    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抽离掉其中的一些部分，文化就会变味，抽离地太多，这样孤立出来的文化因素就是一种与原先的文化整体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那座在运河上的、四周已经被现代高楼包围的拱宸桥，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符号，嘲笑着我们还在夸夸其谈的“运河文化”、哀叹着逝去的真正的“运河文化”。没有河两岸的白墙黑瓦，和生活在其中的运河人，拱宸桥如今看起来就绝不是当初的那种味道，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变成了一个可悲可笑的纪念碑；而那些“巴黎城”则根本不是巴黎，只是拙劣的模仿物，因为它的环境不是法国，它的居住者也不是巴黎人，离开这些文化的要素，仅仅建筑的外观是无生命的、空洞的，而且不产自于真正的文化环境，即使外观也不可能真正地接近巴黎的特点。我们中国人在最近的年代里面在大干特干的就是这种对文化整体性的破坏：一方面破坏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以为留下几个古迹和陈列馆就完成了“保护继承”的大业，另一方面引进着片断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表层的、零碎地引进，而对深层的、相对完整的东西认识得很少，因此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在我们手里也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结果，最后，我们不再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