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群里发了一篇由澳大周忆粟教授翻译的安德鲁·阿伯特《传统的未来：关于图书馆研究的一项计算理论》的论文，引起较大反响。有点赞的，也有谈感想的，我特别注意圈外人的观点，如澳大历史学者梁佳俊博士特别提到了转型进程中过于工具化的忧虑。安德鲁·阿伯特教授是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对图书馆工作有一定的了解。这篇文章曾发表于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v.69, no. 6, 2008)，虽然是十多年前发表的，但对现在的发展仍有启示作用。图书馆员如何利用技术这一工具在参与机构和读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由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写的书《技术与时间》，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裴程先生翻译，这本书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地位和功用，希望在技术、时间与人类本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他认为，技术是工具，或假肢，并已成为人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和技能通过语言、技术等工具延续了下来。工具是从属于人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技术过于膜拜，以致技术反过来把人给征服了。他一再强调应当在技术的变革中把握人类自身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