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访问哈佛大学是1986年5月8日。那天，我怀着十分企盼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访问了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心理学系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系，结果是同天造访，两番际遇。

我先来到了位于哈佛大学威廉.詹姆士教学楼(William James Hall)五楼的研究生院的心理学系,找到了系秘书。当我说明来意后，那秘书直截了当地问我: “请问你在哪里读的大学”。

   “在北京。”我回答。

    “大学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她再问。

    “英文。”我回答。

    “那你最好不要申请我们系了。”她冷冷地说。

    “为什么?”我急切地问。

    “因为我们系招收的研究生全都是大学本科读心理学的，像你这样半路出家的人是根本没有希望被录取的，也没有过先例。”

   “可是我在塔夫兹大学修了8门的心理学课程，在澳大利亚也修了3门以上的心理学课程呀，我不是一点心理学基础都没有的嘛。”我在为自己争辩。

    “可申请到我们这里读博士的学生起码都修了20门以上的心理学课程，像你这样修了不到12门心理学的课程起点是很低的。”她似乎是在与我较劲。

    “那我可以再补修心理学课程吗！”我继续争辩。

    那秘书摇摇头说：“你补不过来的。”

“那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仍不甘心地问。

“真的,别再想了，除非你自己愿意白交申请费。”她此时已面露烦意。

临出门时，我还不放心地问那秘书：“你有什么好建议给我吗？”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从詹姆士教学楼出来,我心里充满了惆怅。难道我人都到了哈佛，仍感觉远在天边吗？！

我接着来到位于哈佛大学拉森教学楼(Roy Larsen Hall)七楼的教育学院的心理学系,上来就问系秘书, “请问申请来这里读博,是不是一定要求大学本科是读心理学的?”

    “不是。”那秘书摇摇头，并面露笑容。

    “太好了!”我长舒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放心地问：“请问大学读英语的人是否可以来这里读博？”

    “为什么不可以？”那秘书反问我。

    “真的可以吗？”我机械地反问。

    “你这人是怎么了，难道我的英语你听不懂？”那秘书有些温怒了。

“不是，不是，”我连声说：“不是我听不懂你的英语，而是我不放心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刚从詹姆士教学楼过来，那里心理学系的秘书明确告诉我大学本科学英语的人是不可能被录取读博士的。”

“噢，”那秘书点点头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限制，你尽可放心。”

紧接着，我问了一大堆有关专业申请方面的问题，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正待我要离去时,那秘书忽然叫住我说:“先生﹐你有没有决定师从哪位导师?”

    “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怔了一下回答说。

    “那我劝你最好选择好导师再填写申请表,那样会大大增强你的录取机会。”秘书又说。

    “为什么﹖”我机械地问。

   “我建议你最好在填写个人陈述之前,把你准备师从导师的著作好好看一看,再约见他本人谈一谈,那样会使你明确在自我陈述中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秘书解释说。

   “太感谢你的提醒啦！”我不住地点头，接着问：“那你还有什么可提醒我的吗？”

    “有，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那秘书眨了眨左眼说。

    我千谢万谢地出了门,心想真是不虚此行呵﹗

    回家后,我认真研究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介绍材料,选中了雷万恩(Robert A. LeVine)教授作为我的主要申请导师,并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他的一本专著仔细阅读了一遍﹐还做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两星期后,我给那个系秘书打电话,约见雷万恩教授本人。当她得知我完全按照她的建议行事时,十分高兴,给我安排了最早的时间会见雷万恩教授。

那天拜见雷万恩教授,我将自己打算师从他的愿望，对他著书的意见及我的学习计划与他做了深入的交流。听完我的话,雷万恩教授高兴地说:“我从来没有遇见你这样准备充分的学生,你好像已经跟了我很久似的。”这一句话说得我是心花怒放。此后,我又约见了雷万恩教授两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谈得具体, 一次比一次谈得投机。到后来,我感觉自我已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了。

    1987年4月3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正式录取信。欣喜之余﹐我想起了第一天到哈佛见到那两个秘书对我态度上的天壤之别，心想这申请学校的学问可真是不小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