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摄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也曾在教育学院的伽特曼图书馆（Gutman Library）干过一段时间。

图书馆的活有两类，一类是上书架的，另一类是守门的。因为我曾做过学生门卫，所以我被分派去做图书馆的门卫。门卫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坐在门口监督每个进图书馆的人都有证件，每个出图书馆的人都没有私藏图书出门。干这活是手不累眼累，脚不动心动。比起我干过的力气活来，干门卫这活真是个调剂，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门卫是用眼干活，所以我总得睁大眼睛盯人。

如果遇到校内熟眼的老师同学，我的眼睛可以眯一点；如果遇到外面来的生人闲客，我的眼睛自然会睁大一点。这些都好办，最麻烦的是遇到那些似曾相识的人，让我眼也睁大，心也动员，好半天都不能平静下来。

    一天傍晚，一个面容清瘦的翩翩长者进了伽特曼图书馆，我看见他好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曾与他相会。我用右手托着下巴，眉头紧皱，两眼呆呆地望着前方，给人感觉精神出了什么问题似的。一个美国同学看着我的样子好笑，就开玩笑说：“哎，你在想什么呢，感觉像是爱恩斯坦在思考？”我这才知道自己思考地太投入了。奇怪的是，那长者不知什么时候出的门，我后面竟没有再见到他。但那个特殊的面孔却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中，时常在脑海中浮现，总想着能再见到他，搞清楚他是谁。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是患了“相思病”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学习语言发展的台湾同学告诉我，他们下节课将会邀请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来做报告。乔姆斯基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斯金纳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两人60年代曾打过擂台，争论到底语言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乔姆斯基主张语言的习得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是大脑进化的结晶；斯金纳(B. F. Skinner)[1]则主张语言的习得完全是环境的作用，是强化的结果。当年的擂台打的很热闹，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乔姆斯基赢了这场辩论，因为语言不是随便可以教会的。

自从来了哈佛之后，我已经拜见了斯金纳，还没有拜见乔姆斯基。现在他来亮相，不是现成的拜见机会嘛。所以那天我也去旁听了语言发展的课，还带上照相机，以为合影之用。不成想，乔姆斯基一上台，我马上想起前些日子见到的那位翩翩长者。原来就是他呀，害的我患上了“相思病”！

我想我一定是以前在哪里见过他的照片，所以才陷入了相思的苦恼。我一堂课都在想这段图书馆的奇缘

那堂课下来，我赶追上去与乔姆斯基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合影一张。我当时的成就感不仅在于见到了他这样富有成就的学者，也在于解除我的小小的“相思病”。他的面孔不再是我记忆烦恼的源泉了！

    图书馆门卫的活是一份美差，只惜用眼干活，有时候也会让你莫名其妙地辛苦万分的。